雾霾治理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ocxVIP

雾霾治理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日渐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1月，“长株潭”23个监测站点PM2.5值一直保持在200以上，属于重度污染。现有研究表明，“长株潭”雾霾发生的主要根源有工业源排放和生活燃煤、机动车船尾气排放及建筑扬尘等。前两项直接与能源消耗有关，建筑扬尘则与工地环境管理相关。　　雾霾治理的会计信息披露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外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关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目前研究工作已深入到各个行业和各个相关领域，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已比较成熟。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国外晚了整整30年，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与内容、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以及环境信息披露产生的后果，而对于雾霾货币化信息披露模式与内容的研究较少。　　当前“长株潭”雾霾治理的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依据标准不统一，披露位置散乱、不成体系，披露模式不统一，披露内容不够全面且定性描述多于定量描述，所披露的信息大多没有经过专业部门的审计和认证等问题。本文拟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政府职能部门有效治理雾霾提供决策依据。　　二、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相关机理探讨　　（一）雾霾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　　在雾霾治理实践中，利益相关者有三，即政府部门、企业和地域居民（见图1）。其中：政府肩负着环境保全、振兴地域经济等重任，对企业治理雾霾施加直接压力；企业作为工业废气的直接排放者，对所在地域的雾霾治理工作义不容辞；地域居民从自身的健康出发，通过拒绝购买企业产品，或者联合起来向相关部门投诉等方式，向重污染企业间接施压，以期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利益相关者之间雾霾治理报表体系的构建　　实施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对政府而言，有利于环保部门准确评估企业在防治污染方面所作的努力，行政、立法部门及时修订环保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招商引资部门预防国外高污染企业向我国转移；对企业而言，有利于其准确定位，在决策时充分考虑环境因素，以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对地域居民而言，有利于保障其对企业排污治污的知情权，加强对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三个利益相关者之间雾霾治理报表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在自然资源由实物量转化为价值量的基础上，从各自角度对雾霾的成因、雾霾带来的影响及雾霾治理相关作业等三个方面来进行雾霾治理会计信息的披露，具体内容随自身所处角度的不同而不同。　　（三）基于雾霾治理的物质量和价值量的结合　　在雾霾治理过程中，很多类型的雾霾成因与治理、雾霾带来的影响及雾霾治理相关作业等不适宜采用物质量计量，而通过物质量和价值量这两种计量方法的结合，能够互为补充，更清晰地了解雾霾治理物质量与价值量数据（见图2）。从纵向来看，期初物质量经过消耗与循环变动的各流量与存量数据，导致环境污染的废弃物排放量，以及相对应的外部生态环境损害价值等得出期末物质量，即表示了雾霾治理中物质的流动规律。横向则表示物质量变化对应的价值量变化，即雾霾治理中价值的流动规律。中间变动表示物质量的变动对应了价值量的变动，从而构建出基于雾霾治理的物质流与价值流二维表，旨在把整个雾霾治理成本系统中物质耗费量转换为货币量从而进行辨别分析与评价，其本质是从实物和金额两个方面来说明工业污染物、机动车船尾气排放及建筑扬尘等方面的成本计算规则，为政府、企业及地域居民三方提供环境管理服务和更具决策相关性的信息，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四）雾霾治理会计信息的物质量/价值量报表的编制　　雾霾治理会计信息的物质量/价值量报表在编制手段上，坚持以“实物计量和价值计量”多计量属性，利用会计核算原理全面揭示某地域在会计期间内雾霾的成因。因而该报表不单纯的是一种“核算报表”，更类似于一套动静结合的“管理报表”，用以管理和监测雾霾治理状态，审计和考核政府生态绩效（见表1）。其表头分为几个部分：即雾霾的成因归纳为物质量和价值量两大类，每一类细分为工业污染物、机动车船污染物、建筑扬尘污染物及其他污染物等部分。各部分遵循“期初存量+本期增加量-本期减少量=期末存量”这一公式。例如：工业污染物期初存量+本期工业污染发生量-工业污染物本期减少量=工业污染物期末存量。　　与传统会计仅披露货币性财务信息不同，在雾霾治理会计信息的披露中，主要有价值量信息、物质量信息与描述性信息三种信息披露类型；信息披露模式则有企业环境报告书披露模式、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披露模式及企业独立环境会计报告三种。针对我国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的不足，尝试性地构建了基于物质流与价值流变化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机理机制，为企业内部资源损失、外部环境损害提供二维价值评估。表2把雾霾的成因、雾霾带来的影响及雾霾治理相关作业等构建成基于物质流、价值流循环的雾霾治理会计信息披露的结构式分析模型，遵循物质量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