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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画梦 　　 　　胡考问张仃 　　 　　在延安,胡考与张仃在一起谈话,胡考问张仃:“如果全国解放了,你去干什么?”张仃回答他:“找一个地方,种几亩地,然后,画画。” 　　一年深冬,我坐在黄苗子先生的客厅里,听他谈到这段往事时,我们都哑然失笑。这是爷爷说的话,没有第二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爷爷在六十多年前就开始奉行简单主义的人生准则,但历史的各种变局,令他应接不暇,为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爷爷差不多付出一生的努力。 　　这句话,应该是胡考告诉苗子先生的。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想,连爷爷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一个无比简单的人,简单到只剩下画,此外,他的大脑中一无所有,包括他的个人史。有时我们当着他的面,讲他的荒唐事,笑得我们前仰后合,他却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情,对我们的幸灾乐祸不屑一顾。常常要借助我们的提醒,他的个人回忆才能得以施展。有时,奶奶给他讲他的故事,就像讲别人??故事一样,循循善诱。 　　爷爷并非患有健忘症。我在山里陪爷爷住时,有时外出,很晚才回来,爷爷则会坐在客厅里固执地等我。等我回来,他才肯上楼去睡。 　　别人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谁也骗不了他。他只是对自己的事情漠不关心。关于他自己,他并不比别人更清楚。 　　他更像一个旁观者。点燃一根火柴,看它慢慢燃烧,直至熄灭。 　　或许,他记忆里只有火光。 　　不要问他与画画无关的事情。他只想安静地画画。六十多年前,他就向胡考宣布了这一点。这一信念一生未变。他为此四处奔波,北平-上海-榆林-延安-北京,绕了一大圈。他越努力,就越是远离他最初的幻想。 　　痴迷、悲愤、惶然、眷恋――他的经历,以笔墨的形式,层层叠叠地,涂进他的画里:一位东北老人的憨朴,以及,银狐般的机智。 　　此外,他“一无所知”。 　　 　　包装新中国 　　 　　我有时觉得,爷爷从一开始就被置身一个巨大的悖论中。他想画画,为艺术献身,但这个梦想在时代的伤口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在他眼里,艺术内部埋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要吞噬他的全部热情。 　　救国。不是政治宣言,是一个求生者的本能反应。像《义勇军进行曲》唱的:“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后来,黄苗子先生在论及爷爷的老师张光宇时写道:“战火和政治逆流,就是这样把一个#8943;#8943;画家,从一个幻想的象牙之塔中赶出来,逐渐改造成一个为祖国为人民而拿起笔杆的民主战士。” 　　或许,这是时代强加给艺术家的规定性成长。 　　有一年春天,我在北京万荷堂的桃树下与黄永玉先生谈论那代人,他讲到郁风先生等。 　　他在自己的书中也写道:“这一群横空出世风格各异的漫画家使出的招数,既非任伯年吴昌硕的门墙,当然更不是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庙堂。倒是跟鲁迅先生创导、关心的木刻艺术的命运走到一起。抗日战争一开始,进步的文化界流行了一个艺术概念:‘漫、木’,指的就是漫画和木刻这两个紧贴着现实大义的艺术群体。” 　　爷爷无疑是其中一员。是我的疏忽,怎么从来不曾向郁风打探爷爷年轻时的消息。 　　何况郁风那么爱说话,一定中计,揭爷爷老底。黄永玉送她一幅画,画一只鹦鹉,旁题:“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但她有自己的原则立场。江青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对她说的私房话,她至死未讲。决定她是否能够守口如瓶的,不是江青的荣辱沉浮,是自己的原则,打死打不死都不说,令人肃然起敬。 　　许多人都是从“漫、木”中找到自己的路。爷爷是漫画,黄永玉是木刻。 　　爷爷起步于漫画,在延安乃至建国时期,又搞实用美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火红的延安走过来的爷爷又承担了包装新中国的任务。 　　在建国初期,昔日激愤、悲观和忧郁的漫画家,也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大喜悦中。他看到了山河一片大红的祖国,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也就是说,爷爷早在抗战漫画阶段所表达过的沉甸甸的希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 　　爷爷于是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那一年(1949年),他只有32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远处眺望,他会想到什么?是否,与国家的梦想相比,个人的梦想显得无足轻重? 　　 　　 　　“毕加索+城隍庙” 　　 　　在设计完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后,张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马不停蹄地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9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7年),主持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2年),主持了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6年)。在这种鞍马劳顿、旅次频催之中,张仃也把自己整个儿地融进了红色。他成了红色的一部分,他是构成红色大海洋的一部分。他成了一粒欢腾的、兴奋的红血球。 　　从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