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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我对中东文明有非功利求知欲” 　　1963年7月中旬，张信刚最终留学的目的地是美国，但要“曲线留学”，所走的路线与众不同。他从台湾出发，第一站到香港，接着经曼谷、孟买、贝鲁特，再到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又飞到古都贡德尔，终于见到了阔别三年的父母。这是张信刚平生第一次亚非文明之旅，从此萌生了对中东的兴趣。 　　当张信刚到达美国斯坦福大学念书时，同屋焦大卫是念人类学的，正预备到埃及做田野调查。张信刚虽是学工科的，但对文化充满兴趣，两人便经常交换所见所闻，张信刚讲述中国文明，焦大卫则介绍西方文化。那时候中东时有新闻发生，张信刚平时爱看报纸，开始了解中东的地理环境、文化语言、政治局势。 　　1982年圣诞节前后，张信刚一家四口开车从巴黎到西班牙的南部度假，在几个城市转了一个星期。张信刚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中国新疆以西和意大利以东的地区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这个地区包括中东在内，从此，张信刚开始有计划有意识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尽管张信刚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但对文化充满了兴趣。现在他回想起来，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当外科医生的父亲。父亲在台北家中聊天的朋友是李济、劳干、董作宾等大学者，话题常常围绕着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耳濡目染之下，张信刚养成了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有一定认识才到那里旅行的习惯。后来他常常跟朋友说：“这样的旅行收获是钱半功倍，花一样的钱住两天，比人家住两天知道的多得多了。” 　　没有退休以前，每年的寒暑假，张信刚夫妇都争取出去旅行。2003年冬天，他们夫妇趁着春节假期的机会，停留伊斯坦布尔一个星期，专程找了奥尔罕?帕穆克（《我的名字叫红》的作者，曾获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张信刚有意识的文化之旅。即使是因公出差，张信刚也常常利用半天一天的时间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甚至见一两个教授。 　　2007年，张信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退休之后，太太周敏民说他“变本加厉”地旅行。这几年，张信刚常常漫步在亚欧交接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在新疆以西、多瑙河以东旅行。他曾在家里办过85次文化沙龙，其中有6次沙??由他作报告，内容都与中东文明有关。一次偶然的机会，香港《信报》总编辑陈景祥对他说，不如开一个专栏谈中东文明。于是张信刚开始了每周一篇、每篇占半版的“游走于文明之间”系列，从2010年3月到2010年12月，共40篇左右，加上后来写的绪言和综论，集成了这一本沉甸甸的《大中东行纪》。 　　中东冲突多源于大国博弈 　　时代周报：你生活在香港，为什么会如此关心中东地区？中东的发展对华人世界意味着什么？ 　　张信刚：我关心中东是一种非功利主义，当然也有功利主义的可能性。我自命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都是好奇的，连火星后面的阴影是什么样都想知道。人类四个主要的文明发源地有三个都在大中东地区。那个地区在人类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中古世纪的阿拉伯人的数学、天文学一定领先中国。我不去了解这个地方，好像知识的结构就有很大的缺陷，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全球化之下，世界哪一个地方做生意都是来往的，都是市场，都有投资的机会。中国和大中东最大的三四个国家的生意交往非常之多，留学生之间的往来非常多。现在汉语比赛中，很多汉语讲得好的人是阿拉伯学生，双方的文化往来也很多。地球真的变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投资和销售的对象绝对包括这些地方。我个人最早的出发点是非功利性的知识分子的求知欲。可是，其他人可以因为有目的而求知，这也不是坏事。 　　时代周报：从全球视角来看，大中东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现在又是不同文明交融碰撞非常明显的地区，也由此成为全球各地的人特别关注的地区？ 　　张信刚：那里既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又是矛盾交织最为激烈的地方，也是今天政治动荡、整天震撼眼球的地方。如果只是从新闻上看，人们不免会有比较动荡的印象。因为报纸不会报道王家和李家今天没吵架，只会报道王家跟李家吵架了。就我的认识而言，除了十字军东征、蒙古人西征以及后来的一部分战争，大中东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和平相处的。在以色列没有建国之前、犹太人转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时候，也是相安无事的，没有冲突。到了二次大战前，巴勒斯坦人才觉得犹太人数量太大了。到纳粹开始排斥犹太人的时候，巴勒斯坦也开始有点紧张了：这样的话你们会大量地涌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才有几次暴动。即使在今天冲突最强烈的地方，纳粹没有上台之前，犹太人已经移民大半个世纪了。他们就找那些空地，或是买一块空地种果园，彼此两家人就互相交换了。这说明这个广大的不同文明发展的地方，也有战争，但是多数时间是和平共存的，和平共处的时间比战争的时间长得多。在韩国、日本，民族几乎是单纯的，从南到北的语言、风俗、习惯、长相都一样的，没有什么需要和平共处的问题。但是在中东地区，因为血统混杂，遗传也不是直线遗传，所以一个家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