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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大学生态 　　关注大学自北大开始 　　 　　在当今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中年一代学人中，陈平原教授是最有人文关怀的著名学者之一。这种显著的人文情怀，不仅表现在他率先创办并主持《学人》、《现代中国》等学术集刊，而且还表现在对包括高等教育与大学生态等话题始终如一的热切关注与建设性批评。 　　作为中国的大学王牌中的王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现任系主任(在别的大学早已纷纷升格为所谓的“文学院院长”了)，陈平原的专业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小说、散文、图像研究、学术史等，并且以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学者的人间情怀》等著述而广受好评。不过，在我看来，作为北大知名教授的代表，陈平原对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之更大的贡献，可能是他从反思老北大等民国大学的故事入手而总结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经验。最近十年来，陈平原已在此专题领域结集成书《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大学何为》等，其中最新面世的是《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陈平原之关注大学，是自北大开始的。他在《大学有精神》的“自序”中回顾说：“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后来的注重现代中国学术，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一基地的大学制度，这一学思历程，使得我倾向于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来考察。”其实，不光是研究北大史，陈平原之研究无锡国专、传统书院、西南联大等个案，也是同样独出心裁的研究路径。正因为如此，与那些吃教育史这碗饭的专门家不同，陈平原笔下的现代中国大学，无论是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上，均与众不同，发人深省。他发现，如今“大学”已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媒体上也常有关于大学的报道，但在国外，大学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除非出现诺贝尔奖等重要事件，关于大学的报道是不会出现在报纸的头条的。这是因为，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进程和大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扩招后也和千家万户密切相关，我们的大学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但被政治化、娱乐化、商业化这三种力量所纠缠。 　　 　　“出文化，出经验，出智慧” 　　 　　对于大学问题，温文尔雅的陈平原教授直言不讳：“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这是因为，大学的办学方式，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按教育部规定来办学，很可能把一千所大学办成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级别、专业的差异，但面貌过分趋同却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教育部、行政部门的退休官员，一都去高校做院长、做领导，尽管这带来了资源和人脉，‘办事’方便多了，但是大学里行政力量越来越强，这就干预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关系带的扭曲。”陈平原开始质疑学校聘请一流学者当校长的行为。他直言，大学里不同的学院、学科都有各自的发展，要做到协调不同的学科利益，就必须“由二流的学者当领导”。尽管平原不仅是一流学者而且还做了系主任这个正处级别的领导，但他本着学者本色而呼吁道： “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 他解释说，“一个人的专业到达顶尖状态，就会有一个盲点。这种人当校长，很容易刚愎自用。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和突出的学术成绩，很容易使人产生偏见。第一流的学者当了校长，很难对其他学科做出支持。有些人当了领导还要做学问，乱套了!”他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为例指出， “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我对今天中国选拔校长的制度表示遗憾!” 　　陈平原教授认为，无论是西南联大、无锡国专、新亚书院还是南洋大学，今天之所以还要谈到它们，关键在于其现代大学精神。目前的大学过于注重经费、排名、获奖，而恰恰忽视了大学精神， “我看了西南联大的照片特别感动，他们的那种精神是写在脸上的。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一个个站在那儿都很精神，比我们大学合照好看多了。大学精神要谈论，不谈论它就会消失。谈论它，继承它，发扬它，它才能延续下去。”因此，陈平原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传统的教育精神并将其作为大学的根本特征。大学有文理之分，但作为大学的整体本身具有的人文特色、人文精神没有差别。常有人要陈教授举一个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例子，他通常举蔡元培：今天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如扶持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但平原特别关注的是蔡校长的理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包括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等等。这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缘故。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北大精神”。 　　关于大学改革，陈平原承认目前的中国大学疾弊甚多，必须改，也同意必须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问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是否真的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应该追问的是哪一个‘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