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日军“强化治安运动”.docVIP

击败日军“强化治安运动” 　　我叫毛昌五，是山西省昔阳县安平乡西南沟村人，今年８７岁，离休前任天津市政府顾问、党组副书记，曾在保卫昔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百团大战胜利后，日军采取了更加强暴的手段疯狂反扑。日军把昔阳（昔东、昔西）列为“实验县”，日本特务头子清水利一坐镇指挥，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从１９４０年４月至１２月先后制造惨案２８起，屠杀抗日军民２０００余人。残害的手段有火柱烫、开水煮、切草刀铡、挖心下酒等４０余种，惨不忍睹。“强化治安”就是日军对其占领区加强防范、扩大维持和蚕食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暴手段。 　　“强化治安”主要有四大内容：一是制造“无人区”，二是组建“兴亚会”，三是建立“棒棒队”，四是“活埋人”。 　　针对敌人的策略，我们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无人区”，就是敌人把敌占维持区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一段村庄，用烧杀抢抓的手段搞成无人居住，无人、无畜、无粮、无物。敌人用这种手段来割断抗日战士与群众的关系，加强敌占区的统治。我们抗日政府的武工队就用各种办法，在无人区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建立情报消息树，进行抢种、抢收、抢藏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和空间，组织群众回村种地收粮。在春季把能耕种的土地都抢种上，秋季把所种的粮食都抢回来，以组织生产、发动群众、抗击日寇的形式把敌人用“无人区”来控制抗日活动的企图彻底打破。 　　“兴亚会”是敌人的特务组织，它让村村建立情报站，家家户户相互监视，弄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敌人抓去活埋。为了打击“兴亚会”的活动，消灭“兴亚会”组织，在昔西抗日政府的领导下，我带领的武工队以二三人便衣武装活动的形式，对“兴亚会”的会长、坏蛋和群众公认的罪大恶极的分子抓一个杀一个。此外我还想出了一个威慑的办法，即“政治上枪毙”的办法，也就是对抓不住的坏人，就让其亲属给他捎话，武工队要以政府的名义一个个地正式张贴布告，把特别坏的汉奸特务及“兴亚会”的老底子全部摆出来，在群众中把“兴亚会’彻底搞臭，搞???台。 　　“棒棒队”是敌人利用群众对付群众的一种破坏手段，是群众自我残杀的一种组织。因为这个组织中的每个人手拿个木头棒棒，老百姓就称其为“棒棒队”。每当敌人“扫荡”出发时就让“棒棒队”走在前边，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因“棒棒队”在村中抢劫破坏，制造村与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群众都仇视他们，我们抗日政府就专门组织力量对“棒棒队”的活动进行打击。主要做法是以教育为主，关押惩罚为辅，抓捕、教育、立字改正、释放。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本地人、乡邻乡亲，有着家族关系、亲戚关系，其中多数人经过多次反复教育，也就改邪归正了，我们只对极少数不肯悔改的人进行打击。用这种政策和作法，使“棒棒队”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为抗日做事，愿意表现好，也好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样，就把“棒棒队”凶恶的破坏行动慢慢转变过来，多做好事，少做或不做坏事，群众对他们的看法也扭转过来，使“棒棒队”自消自灭。 　　“活埋人”是“敌人强化治安”的核心。我们抗日政府主要以各种形式揭露敌人残暴的杀人手段和形式，用文字和漫画等方式印成传单，在敌占区维持村散发、张贴，揭露敌人的杀人罪行，宣传教育群众不为敌人出卖自己的同胞，不抓人、不送人、不害人，把仇恨集中在敌人身上，教育各方人士都树立起坚决打日寇的信念，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敌人的“活埋人”策略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敌人不断进行“扫荡”、扩大维持村、蚕食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下，我们武工队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的县城内外，日益强大的抗日力量和不断的斗争，使抗日形势越来越好，汉奸特务和伪职人员都终日惶惶不安，纷纷通过自己的朋友向抗日政府捎话，表示愿意为抗日政府办事、送情报，“两面政权”的伪村公所越来越多，为抗日做好事成了一种风气。村与村比，人与人比，大家都为自己能做抗日的事，能为抗日出力立功而自豪，这在当时成了一时的风尚，深入人心。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共太行区二地委书记赖若愚写了《昔西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一文，指出对敌斗争的焦点是昔西，在昔西敌我斗争表现得最残酷、最艰苦。１９４２年２月，二地委副书记陶鲁笳到昔西调查后决定由当时的县政府农会主席路世享带领十多名武工队员，深入岭下，边宣传，边出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摧毁了敌人１８个检问所，初步打开了岭下局面。５月，太行第二分区决定对地方武装调整，成立平（定）昔（阳）和（顺）独立营，任命我为八路军１２９师２８团平昔寿独立营营长。我们因地制宜建立革命两面政权，一面改造敌维持会，一面建立抗日军政权。同时也对农村民兵进行整顿，建立了“消息树’、“?望哨”，与武工队配合，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为了向敌人发起主动进攻，昔东、昔西成立县区村三级反“扫荡”指挥部，开展了反奸反特运动，组织民兵共同打击敌人的“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