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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历史考察 　　摘 要: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农村已有着几十年的发展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生产责任制;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G3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3-0049-02 　　 　　一、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一个起伏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八大”路线的指导下,农业生产责任制曾在农村产生,并有过短期的发展。五十年代初期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是从我国实际出发,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影响,特别是在体制方面,如改造后形成的所有制形式单一化,经营方式集中化,针对这些弊端,“八一”提出了改革的初步方案,指出不论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合作社,都应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1] 强调“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是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2] 　　以“八大”精神为原则,我党着手对经济体制理想模式的设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 的思想,[3]针对合作化后生产管理混乱情况,在总结过去包工与包产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个时期试行了包工包产包财产(有些地方是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制。田间零星农活管理包产到户的办法,也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作为“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有效办法”[4]在某些地区推行,总的来说,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际措施是,在合作社里,先按照劳动力的强弱及技术水平的高低,编成不同的作业组和生产队,作业组和生产队里的劳动、农具、耕率固定不变,然后按照“三个固定”的劳动组织划分耕作区“规定一些制度编好劳动定额”,[5] 实行工分、产量和财务的三承包,适合于农户分散经营管理的田间零星农活则包产到户。 　　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普通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后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在农村建立起来,刚刚兴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否定,在农村,集中劳动代替了包工包产制,完全统一经营代替了分工与协作劳动。从而出现了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一个起伏。 　　二、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二个起伏 　　一九五八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查了解,开始觉察到人民公社存在的混乱现象和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一九五八年底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即十一月二日至十日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的武昌会议;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会上就农村工作中的某些具体“左”的做法进行了纠正,就是在这个纠“左”的过程中,党逐步落实了各项农村政策,实行和推广了被人民公社运动所否定的某些责任制形式,使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至庐山会议反右之前获得又一个短期的发展。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到庐山召开政治局会议,准备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所以,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等较为深刻地批评了大跃进时期的某些“左”倾错误的时候,联系到当时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便决定中止刚刚开始的纠“左”工作,把党的注意力转移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上来。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开展,原先在农村行之有效的那一套生产责任制也受到批判,包工包产制的推行者,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三、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的第三个起伏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党一系列“左”倾错误逐步产生并成为指导思想,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裂缝,进入紧张不协调发展时期,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党全面转入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就在人们不得不再对现实,闭门思索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糊口谋生上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也不得不暂时缓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着重关注生产力的实际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一个临时补救措施,求得了又一短期的发展。而当时的安徽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全面推行责任田,成为这个时期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的顶峰。当然,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理论与实践,是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或默许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序上也反映整个党在这个时期的认识水平。 　　“责任田”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共安徽省委四月二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其中说到“便利于分散做的田间管理农活都按劳动定额包工到户,并按劳动底分承包田羊管理工(也叫责任田)”。[6]在七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又几次提到“责任田”这一概念。“责任田”作为一个新的概念,第一次在安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