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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大学艰难回迁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农业大学（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被外迁到陕西省甘泉县的清泉沟和河北涿县， 直到1978年11月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搬回北京马连洼原址办学。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1周年，也是北京农业大学从外地搬回北京办学31周年。我作为北京农业大学一名老职工，见证了北京农业大学的艰难回迁过程。 　　 　　外迁陕西和河北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农业大学一直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并作为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的“排头兵”，备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与爱护。“枪打出头鸟”。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地位也把北京农业大学推到“史无前例”的风口浪尖上，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肉中刺。 　　1969年12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在北京饭店召集北京农业大学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队长等，宣布北京农业大学为撤销单位，在北京马连洼的校舍和在涿县的农场都要交出，分别移交国防科委和4793部队，立即执行。 　　1970年5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又传达国务院决定，北京农业大学还是要办。但这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校舍已被国防科委占用，农大涿县农场已被4793部队所用，于是决定农大迁往陕西省。 　　1970年下半年，北京农业大学陆续搬到陕西省甘泉县的清泉沟，曾一度改名为延安大学。清泉沟是一条狭窄的小山沟，学校所在地要从位于公路旁边的沟口向里走35里，且只有一条能走牛车的土路。开始时，因对开的汽车不能错车，只好单行。不通电，靠点煤油灯照明。别说办学，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障。这条山沟又是地方病肆虐的地方，搬到那里不到两年，很多教职工和家属得了克山病，小孩得了大骨节病。教职工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体质普遍下降，有人摔伤、骨折。在烧荒劳动中，有两位教师被活活烧死。从北京带去的种禽、种畜也死了不少。人祸天灾，人心惶惶，许多教职工扶老携幼，纷纷逃离清泉沟到全国各地“投亲靠友”，学校瘫痪了。 　　1972年10月，正值北京农业大学处于危难之时，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的王震到陕西和革命??区延安视察。日夜盼望着总有一天能云开雾散的农大人终于看到了一缕曙光。时任北京农业大学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的王立诚将沈其益副校长求见王震的信，通过陕西省革委会交际处送给王震。王震到西安后，接见了沈其益，沈其益向他汇报了北京农业大学所处的困境，说明学校在陕北实在办不下去了。王震到延安后，召开了北京农业大学部分教师座谈会，听取了情况汇报、意见和要求。王震回到西安后对沈其益讲：“农大在陕北办不下去了”，“我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周总理汇报解决农大的问题。” 　　1973年4月，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科教组颁布了（1973）科教计字090文件《关于北京农大迁到河北省并改名华北农业大学的通知》。这是在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北京农业大学死里逃生。 　　在河北涿县，华北农业大学还是未能安静地建校办学。因为学校从陕西搬到河北是周总理批准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出于反对周总理的罪恶目的，认定华北农业大学是周总理保护和支持的“复辟倒退”的“黑典型”，要通过整垮华北农业大学，来炮打周总理。1974年12月，迟群一伙在朝阳农学院召开现场会，向出席会议的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明远发难：“你们的学校现在在哪里？” “原来在陕北什么地方？” “那又为什么要回来呢？”当王明远义正辞严地说：“学校改变搬迁地点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迟群听后暴跳起来，气势汹汹地大嚷大叫：“你别说了，我还一肚子气呢！” 他们还穷追不舍，说“在这里开会，一块大石头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拿这块石头打人了，打的有些人坐立不安了！” 　　华北农业大学在河北涿县办学期间，“四人帮”的爪牙还以派“宣传队”为名，派武斗队进校，大搞打、砸、抢、抄、抓。1974年10月至11月，在长达20多天里，他们组织和胁迫群众哄抢学校，总计抢走田间和场上的稻谷120万斤，铲走麦苗、破坏麦田1200亩，毁掉小麦育种专家蔡旭教授等人的育种试验田，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还抢走大批农机具和机电设备，砸抢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这些破坏活动都是针对周总理的，组织哄抢的坏人露骨地狂叫：“弄东西不是目的，是手段”，“打孩子是为了叫他娘出来”。“四人帮”的爪牙还指使当地粮食局停发粮票，指使银行冻结学校的经费，一时间使华北农业大学陷入一无饭吃、二无钱花的绝境。 　　“四人帮”覆灭前的两年，是华北农业大学最艰难的时期。粉碎“四人帮”，全国得解放。邓小平的复出，让国人为之一振，也使农大人看到了彻底解决学校搬迁下放问题的希望。 　　 　　艰难的回迁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召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