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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痕 　　“鬼子进村” 　　 　　一个个面目狰狞，如凶神恶煞，军帽两旁挂着“屁股帘儿”，军官高举指挥刀，士兵横端上刺刀的“三八大盖”，伴随着一曲俗称“鬼子进村”的经典且诡异的音乐，嘴里还频频骂着“八各牙路”，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但最后终究难逃覆灭……这就是“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这个题目在我脑海里唤起的第一个画面。 　　推己及人，我想很多人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会产生和我同样的感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日本人曾经对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而且客观来说，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彻底诚恳地正视这个问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史可谓年深日久。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极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此后，日本对华步步进逼。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铁蹄踏遍了东北三省；１９３７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在整个侵略战争中的暴行给中国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无比惨痛的记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拍摄完成的中国电影里，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形象就是彻彻底底的侵略者，俗称“鬼子”，学名“皇军”。 　　直接受影响于当时的现实，１９３５年，电通影片公司出品影片《风云儿女》。该片是我国早期左翼抗战题材影片中最著名的一部，满篇是国破家亡的哀伤，刻骨铭心的民族仇恨。电影中的日本人为中国人民切齿痛恨。在同一时期出品的其他抗战影片中，所有的日军皆以妖魔鬼怪的造型出现，漫山遍野，面目狰狞，惨无人道。这既是对日本强盗本来面目的还原，也是中国电影导演们特意选用的手法，他们希望以此种手法唤起中国民众奋起抗日。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电影人还来不及深入揭示造成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是直接地将战争的罪过归咎于执行战争、其实同样也深受其害的战争中的某些个体和群体。比如在１９３８年出品的影片《热血忠魂》里，目露凶光的日寇叫嚣着“只要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杀”。导演希望通过塑造这样的银幕形象以刺激国人奋力抵抗。 　　中国电影人在反抗侵略、唤起民众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更深的思考。１９４０年，导演何非光让３０个有过被俘和转变经历的日本士兵参与演出了具有相当程度纪实性的著名电影《东亚之光》。该片描写了一批日本士兵被中国军队俘虏后，由侵略机器转变为反战宣传者的故事。《东亚之光》的出现，说明随着抗日进程的不断推进，中日双方对于战争的认识较之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已经开始将批判的视点由战争中的个体转移开来。 　　１９４３年由阳翰笙编剧的《日本间谍》更是立足史实，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屠杀民众、贩毒、武装移民等累累罪行，通过将人物与侵略史实相结合的方法，对侵略战争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１９４５年，何非光又导演了《血溅樱花》，讲述了日本侵略战争给中日民众带来的深重苦难。电影中，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区别昭然若揭。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大批抗战电影成为人们对于那段历史最清晰的记忆，而且至今人们还对其中的许多作品津津乐道：《平原游击队》、《鸡毛信》、《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三进山城》……这些电影都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个不朽的银幕英雄，一如《平原游击队》里神出鬼没的冀中抗日游击队队长“双枪”李向阳、《小兵张嘎》里机智勇敢又顽皮的农村孩子嘎子等。 　　当然，作为抗日题材电影中的反面主角，日本人在电影中的形象也让我们记忆深刻。例如《铁道游击队》里的小林、《小兵张嘎》里的龟田、《地道战》中的山田等等，其恶名皆“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在众多扮演日军军官的演员中最为有名的可能要数号称“鬼子王”的方化先生，而在他扮演的诸多鬼子里，又以“松井”最为传神。我以为《平原游击队》中的松井是诸多日本军人形象中最为出色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松井虽然凶残邪恶，但在松井身上，早期抗战影片中脸谱化的日本侵略军的形象特征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也更具有一种军人应有的气质与威慑力，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绝对效忠天皇。这种形象的细微变化意味着历史的推进让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有了更新的心得体会。方化由于扮演松井而遭难，真不知让人该哭还是该笑。不过，将扮演侵略者的演员与侵略者并置一块儿予以批判的现象（“你没有反动的思想感情，能演得那么像吗？”），说明这场侵略战争的确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结下了太深太深的伤痛。 　　 　　人性化的日本人 　　 　　当然，日本人在中国电影中的形象，绝不仅仅是“皇军”、“鬼子”。１９７２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随后不久中国国内结束“文化大革命”、清除极左思潮、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国内情况和中日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邓小平和邓颖超等中国领导人相继访日，使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大量日本产品进入中国、进入千家万户，众多日本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