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新《国籍法》一缕迟来阳光.docVIP

印尼新《国籍法》一缕迟来阳光 　　印尼新《国籍法》的通过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印尼华人却不敢轻言庆祝，多年担惊受怕留下的心理阴影，难以被这一缕姗姗来迟的阳光驱赶殆尽 　　 　　 　　7月11日，印尼新的《国籍法》在国会得到通过。新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该法规定：凡出生在印尼并从未接受过他国国籍的人，自动成为印尼公民。 　　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 　　“很多华人社团领袖都很高兴。现在印尼华人已经不再需要出示国籍证来证明自己的印尼公民身份。”印尼苏北华裔总会福利部委员陈民生说，“在过去，这是印尼华人的噩梦。” 　　在人口2.2亿的印尼，华裔占总人口的3%左右，华裔向来在国籍问题上遭受歧视，在政府事务中经常被刁难，而一些重要的政府职位通常只保留给印尼本土人。印尼棉兰一位华裔青年汉瑞克?苏帕拉蒂对记者说：“这(新《国籍法》)是送给印尼华人的一份礼物，是政府对过去的不公正行为做出的道歉。” 　　 　　担惊受怕的“二等公民” 　　 　　在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而到了1954年，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国籍政策开始试行主动制，外侨想加入印尼国籍，要向政府机关提供各种证明材料，还需要交纳高额费用。 　　1958年7月，印尼颁布了《关于印尼共和国国籍的1958年第62号法令》，以血统、种族原则代替国际普遍承认的出生地原则。根据这个法令，拥有印尼护照和出生证的华族人士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时必须出示国籍证，而且还要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庄礼伟说，印尼国会当年制定含有严重歧视华裔内容的国籍法，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当时，印尼与中国关系恶化，印尼指责中国“输出革命”，而在印尼的华人很有可能是“第五纵队”。后来，两国关系改善，但中国方面以第三世界团结大局为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这并没有促成印尼华族境遇的根本改善。 　　另一方面，印尼华人中的一部分富人与印尼权贵官商勾结牟取暴利，导致华人在印尼社会中形象不佳。为平息民愤，苏哈托政权制造出种族议题，纵容“华人在偷盗印尼财富”的种族主义言论，将矛头对准华人。事实上，与苏哈托家族和印尼高官关系密切的华人富商并未受到打压，反而是华人中下阶层受到了牵连。 　　由于“华人有钱”的印象深入人心，印尼官员便有了借“国籍证”榨取钱财的念头。而印尼华人软弱且缺乏团结，很容易就成为了被敲诈、欺负的对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印尼棉兰华人社团领袖对记者说，该社团以前通知过当地华裔，如果有人或者官员要求他们出示国籍证来证明自己是印尼人，就向社团汇报，社团将会着手处理。 　　“但是华人太害怕了，他们宁愿多交些钱也不愿惹麻烦。他们认为，向社团报告会给他们带来新的麻烦。”这位华人领袖说。 　　印尼华裔社团领袖许天堂在其著作《政治漩涡中的华人》中，把华人比作印尼社会的“奶牛和替罪羊”。 　　在印尼，华人善于经营，经济状况普遍比印尼本土人士要好，但华商在经济上的财富却并没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强势。从荷兰殖民时期开始，华裔从政就受到很多限制，没能在政府和国会中得到相应的发言权。 　　陈民生告诉记者：“只要有排华事件发生，就一定会有政治上争权夺利的背景。” 　　1998年的大规模排华活动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顶峰，残酷而赤裸裸的种族暴乱不仅给华人带来了巨痛和重创，也给整个印尼社会带来严重损失。华人对前景信心索然，很多人选择逃离印尼。 　　“我们是如此地担惊受怕。我们甚至害怕一些压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汉瑞克说，“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尖叫和恐惧。” 　　 　　艰辛的和解之路 　　 　　1998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华人资本的撤离，对于刚刚经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击的印尼可谓雪上加霜。 　　此时，整个印尼社会开始进行反思。 　　“政治上，华人没有和经济相适应的力量来保护经济利益。印尼民主化之后，总体情况开始有所改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尚前宏对记者说，“特别是在瓦希德执政后，在改善华人处境方面有很大的动作。可以说，今天新《国籍法》的通过在一方面是瓦希德政府推动的结果。” 　　1999年10月，瓦希德当选印尼总统，这位自称有华人血统的穆斯林领袖对华人社会态度亲切。在瓦希德的倡导下，印尼取消了一些歧视华人的法规。在2000年春节前，他送给了华人一份贺年礼，允许华人可以不需要申请就能公开欢度农历新年。 　　瓦希德曾经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动情地说：“我的一个朋友被迫改自己的姓，他选择印尼文‘Nagaria’这个字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