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劳动者时代国家父爱主义――写在《劳动合同法》颁行之前.docVIP

后劳动者时代国家父爱主义――写在《劳动合同法》颁行之前 　　国家角色的变化 　　 　　说起五一国际劳动节，人们联想到的往往是苏联红场上的大游行，而不是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斗争的腥风血雨。事实上，五一国际劳动节发源于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开展的工人运动。不过，美国法定的劳动节不是5月1日，而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美国联邦劳动部官方网页上介绍劳动节由来的文章只字不提芝加哥工人的流血斗争，而如今红场上五一节的游行者也不再是“苏联”的劳动者。 　　劳动和劳动者实在是沉甸甸的历史概念。评价已经颁行11年的《劳动法》和正在经历立法程序的《劳动合同法》不能离开历史的视角。劳动一词古已有之。比如，《三国志?华佗传》：“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 白居易《初到江洲》：“遥见朱轮未出廓，相迎劳动使君公。”这些本意大都侧重人的肢体活动。而在现代话语里，诸如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光荣、劳动改造世界等，劳动一词则饱含理论分量和规范性内涵。上世纪的20年代初，进步刊物《劳动音》和《劳动界》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刊行。同时，《国际歌》的汉译歌词以《劳动歌》为题在广州的刊物《劳动者》上首次发表。由于这些宏大话语规范性内涵的铺垫，《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当作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指导原则。相对于内涵厚重的“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的另外一方却只有一个平淡朴实的功能性描述称谓，“用人单位”。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这一对形式上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文化意义上却分别立足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今天，市场经济下的用人单位需要的不是改造世界的劳动者，而是具备一定能力的雇员、劳力、人才、人力资源。诚然，概念上的不对称对于个别具体的劳动关系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制度层面却折射出国家从无所不包的独家用人单位转换成守夜人角色过程中的尴尬境地。 　　1995年施行《劳动法》之前，劳动者是以全民或集体所有人的身份与具体的工作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劳动是责任，具体何时何地履行这样的责任是要服从组织安排的。因此，事实层面的劳动关系在形式上的表现是组织关系、人事档案、调令指标等等。这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1995年《劳动法》之后的劳动关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基于合同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交换，前者讲究组织意义上的服从、待遇和奖惩。组织关系的原则对于南泥湾规模的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相当有效。然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一个拥有10亿劳动者的国家，组织原则主导的劳动关系变得难以为继。劳动由光荣的职责变成稀缺的机会，理想的政治开始遭遇现实经济的算计。细节层面上，大量的夫妻分居在“组织”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人道主义危机迫使国务院要管到企业职工探亲假这样的琐事。宏观层面上，决策者一度凭着千百年身份社会养成的本能，用“职工顶替”这样的既不公平又缺乏效益的世袭制度来缓解迫切的就业压力。劳动或许光荣，但能够换得体面生存的劳动机会从哪里来？答案在于政企分离。经过十多年的改革，1995年《劳动法》的颁行标志着除了公务员或国有企业的员工与政府有直接的劳动关系之外，大部分就业者与政府之外的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 　　 　　立法的“事与愿违” 　　 　　然而，政府并非从广大就业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中彻底隐退。劳动关系的某些方面要接受政府的监管。政府自身不能直接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刚刚完成痛苦而尴尬的抽身而退的进程，凭什么转身又对直接提供工作机会的用人单位有所作为？ 　　答案是凭法律。不过，为政府干预提供合法性的法律，不是个别政府部门本位主义命令的精装升级版，而应该是反映多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折衷的权利义务分配方案。劳动合同至少有员工与用人单位两方利益主体，而《劳动合同法》（草案）开宗明义地以保护其中一方的合法权益为指导原则，是在逻辑上颠倒顺序，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保护合法权益，而恰恰是各方的法定权益事先如何划分、设定。基于如此一边倒的指导原则的立法在形式上不公平，在落实过程中可能事与愿违。 　　不久前，法国青年人因为新的《首次雇佣法》而持续抗议骚乱最后迫使希拉克政府撤销该法律就是立法事与愿违的一个生动例子。立法者本来是通过给予雇主更大的权利，推动更多的雇主更有积极性雇佣年轻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旨在帮助年轻人就业的法律却遭到年轻人的反对。此乃第一层面的事与愿违。更深一层的事与愿违在于，之所以很多法国年轻人难找工作，需要新的立法来解决危机，原因恰恰在于很多旨在保护员工的法律限制雇主解雇员工，而雇主的对策是在招聘新人的时候慎之又慎。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自然最不容易获得首次工作机会。保护一部分就业者的代价是另一部分人连就业的机会都受到消极影响。 　　因此，为了鼓励雇主雇佣年轻人，新的《首次雇佣法》允许雇主比较自由地解雇26岁以下首次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