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精神救灾”对汶川启示.docVIP

唐山“精神救灾”对汶川启示 　　 　　汶川地震与发生在32年前同为7.8级的唐山地震，由于社会的发展，这两次地震无论救灾反应速度、救灾队伍装备和技术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作为造成巨大破坏的强烈地震，其间也存在着诸多相通之处。要战胜震灾，必须将物质救灾和精神救灾有效结合起来，就是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一条 　　 　　唐山地震之前，人们对地震这种灾害造成的后果，大多只注意到了对人的生理伤害即死与伤上，而对人精神世界在地震中的伤害却注意甚少。事实上，一场严重地震灾害使人们在遭受物质废墟痛苦的同时，也在遭受着精神废墟的磨难。唐山人在这个精神炼狱中经受磨难，同时也在提升着自己的品性和品格。笔者在对唐山地震灾害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一开始便对人精神世界的塌毁以及精神救灾问题给予了关注和研究。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一些论述得到了证实。 　　 　　唐山地震：“精神救灾”的种种努力 　　 　　32年前唐山抗震救灾过程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救灾”这一概念，但却做了大量属于精神救灾内容的工作。 　　及时沟通灾区与外界，特别是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联系。这是抚慰灾民精神创伤，稳定灾民情绪和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震灾初期，灾区人民最迫切、最普遍的愿望，是尽快沟通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内心的“孤独感”、“失落感”、“遗弃感”等消极情绪。调查数据表明，使人的“震后心情开始平静的事件”，有52.9％人回答是“解放军开赴救灾第一线”，有29．1％的人回答是“听到党中央慰问电。笔者本人当时强烈感受就是：“我们有救了！” 　　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尽快形成乐观向上，积极而振奋的社会氛围。宣传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中央的慰问电；党中央、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对灾区的大力支援；解放军、医疗队救助受灾群众的感人事迹；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抗震精神和各条战线涌现的抗震英模的先进事迹；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取得的初步成绩，等等。宣传手段包括：广播、报纸、宣传车、板报、文艺演出、各种会议等等。调查表明，震后广播的影响最大，约有55．8％的人在回答“震后两个月内哪些舆论工具对您的影响较大”时，选择了广播；另有12．6％的人选择了“广播宣传车”，两项共占78．4％。震后强大的舆论宣传对振奋灾民的抗灾斗志，焕发主体意识，积极投身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及时遏制各种消极社会情绪和行为的蔓延，保持社会稳定，创造抗震救灾的良好的社会环境。灾后迅速建立的各级救灾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安干警和广大民兵是中坚力量。适应灾时需要，及时制定新的行为规则和社会治安条例，规范灾后人们的行为；及时制止各种哄抢、侵吞公物和他人财产的不轨行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使人们感到社会控制的功能和力量依旧存在，强化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约束力；运用各种手段制止地震谣传的流布，包括向灾民宣传科学知识，建立必要的正常的震情沟通渠道，对谣言制造者给予必要的制裁等。上述措施的有效实施，很快在灾区形成了社会威慑力量，使灾民建立起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了夺取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胜利的信心。 　　精神救灾目标的最终实现，是以人们彻底摆脱震灾造成的精神重负，重归正常、健康的心理轨道为标志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健康的人际力量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唐山地震后，许多灾民自发组织的临时“大家庭”，在实现精神救灾这一目标时曾发挥过独特的功效。在灾后的特定条件下，它不仅是灾民相互帮助共渡生活难关的依托，而且也是灾民之间进行心理抚慰，交流感情，倾诉心曲独特场所，是精神救灾发挥作用的有效形式。 　　针对不同灾民的特殊要求，有针对性地采取精神救灾措施。唐山地震中除了占灾民绝大多数的一般意义的灾民外，还有一部分虽占少数、却承受着更大痛苦的特殊灾民。孤儿，孤寡老人，截瘫患者，地震中的丧偶者等，他们除承受一般灾民的痛苦外，更有常人所不曾有的种种痛苦，特别是精神的创痛。因此，对这些人除了物质上的援助外，精神上的救助就更为重要。调查表明，唐山地震孤儿大多身心发展健康，84．5％的孤儿都能树立正确的生活目标，75．4％的孤儿为自己确立了“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生活准则；唐山震后的孤寡老人大多得到安抚，74％的人相信社会能保障他们的生活；截瘫患者具有较正常的心态的人，占到93．6％。唐山地震造成的约1.5万个解体的家庭，至1986年底已有8000余个得以重新组合，其中70％左右的家庭比较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唐山地震后对特殊灾民的精神、心理救助是成功的，这对稳定灾区社会同样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消除精神废墟，成为抗震救灾的重大任务 　　 　　社会调查数据表明，地震中精神损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情绪波动，出现了恐惧、悲伤、忧愁、愤恨、心慌意乱等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