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十年,走向和谐十年.docVIP

回归十年,走向和谐十年 　　香港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取得了成功,香港继续保持繁荣#65380;稳定#65380;发展的局面,与内地的关系逐步走向和谐#65377; 　　 　　国家认同感稳步上扬 　　 　　英国自1842年割占香港岛以来,在香港实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6537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英国为了将香港与内地分隔开来,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在港进行了一系列紧急部署#65377;1948年,修订教育条例#65377;1949年,先后颁布实施《移民管制条例》#65380;《社团登记条例》#65380;《人口登记条例》和《紧急条例》等,强行驱逐爱国人士,关闭进步社团,加强对港人的身份管理和殖民教育#65377;1950年,又在边境地区架设铁丝网,修筑炮台,对过境中国人进行盘查#65380;搜身#65377;通过这些措施,港英当局强行割断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人员往来大大减少,联系被迫中断#65377;此后,还长期对港人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刻意丑化内地形象#65377;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抓住世界经济转型和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遥居“亚洲四小龙”之首,远远高于内地#65377;在这种背景下,香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对内地的“穷亲戚”存在很大的心理优势,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不高#65377;据统计,1996年,港人同时称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只有48%#65377;回归前,香港社会弥漫着“九七大限”的情绪,一度出现规模较大的移民潮#65377;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的一步#65377;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65380;“港人治港”#65380;“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65377;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也积极应对回归后的新形势,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做了大量的工作#65377;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按照“基本法”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原有的社会#65380;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65377;港人也享受到比港英时期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65377;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65377;立法会产生的民意基础不断扩大,立法会直选议席从第一届的22席扩大到第三届的30席,占全部议席的一半#65377;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和终审权#65377;在中央政府#65380;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大增,不仅出现了移民回流的现象,而且对国家的归属感大大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创下历史新高#65377;2006年,港人同时称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比例,跃升到59%#65377; 　　 　　政治隔膜悄悄消除 　　 　　特区政府成立后,前港英政府的官员几乎全部留任#65377;这种做法对权力平稳过渡功不可没,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65377;相当一部分特区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官员),仍然禀持港英时期不与内地沟通的“政治纪律”,限制官员访问内地#65377;他们认为要保持香港的“一制”,就是要严格保持香港与内地的距离#65377;还有高官不仅约束部下不得访问内地,还在退休时向18万政府官员发出“临别忠告”称,对愈来愈多的官员将眼光投向内地#65380;过于关注香港与内地的接轨而忘记了香港有异于内地及忽略与国际的传统联系,表示“忧虑”#65377;这种情况,不仅人为制造了香港与内地的政治隔膜,与回归后的政治现实不相适应,还影响了香港经济复苏步伐,使之不能及时抓住内地经济发展机遇,尽快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困难局面#65377; 　　2001年,曾荫权担任香港政务司长后,加快了与广东省的沟通,促进了粤港合作#65377;2002年行政长官董建华连任后,推行高官问责制,强化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并率领官员访问内地,加强与中央政府及内地各省#65380;市#65380;自治区的交流,捅破了这层政治隔膜#65377;特区政府官员了解了国家与内地各省#65380;市#65380;自治区的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双边合作#65377;“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65380;“个人游”等一系列深化双边关系的政策才得以顺利出台和执行#65377;2005年,曾荫权继任行政长官后,进一步推动这一政策,特区政府官员访问内地成为潮流#65377;随着双方交流的深入,香港官员对内地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65377;这个转变,除了表现在日常工作上,还体现在更深层的意识倾向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