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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五大社会问题 　　一、空间发展不平衡 　　 　　大伦敦由伦敦城、东伦敦、西伦敦、南区、港口区等组成，空间发展上呈东西差异。东伦敦是贫民区，主要是工业和工业阶层的集中地，居住者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土耳其、坦桑尼亚等国。西伦敦被称为富人区，大多是从事律师、政府高级官员工作的居民，或是大老板、王公贵族等有钱人。在最近几年，伦敦2／3新的就业机会和50％的新增人口是由六个自治区的发展带来的。2000年进行的六个贫困测量指标(six Indices of Deprivation 2000 measures)中，在贫富差距最大的前50个地区中，有16个是伦敦地方政府。这个指标在沿利谷(Lee Valley)到泰晤士河东部、南部的东伦敦和内伦敦地区最为严峻。 　　纽约集中了美国最富和最穷的地区，布朗克斯区贫穷人口的比率是36％，是全美排名第四最贫穷的地区。但考虑到其他美国最贫穷地区都位于边远偏僻地区，其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布朗克斯区的实际贫穷状况可能是最严重的。而曼哈顿上东区(第五大道与公园大道，五十六街到五十九街的方圆之内)则集中了纽约市收入最高的多数家庭。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这个地区几乎没有非洲裔人口，将近1／3居民有高学历，超过l／3的居民不是出生在美国。不过，这个地区也有穷人，大约有16％的家庭属于贫户。 　　约翰内斯堡市的内部空间不平衡更为显著。在其下辖11个区中，主要经济力量集中在Sandton(第3区)和内城(第8区)两个地区。这两个商业区主要提供金融和商业服务，集中了约翰内斯堡主要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分别占全市GDP的贡献率的23．1％和20．8％，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二、收入差距显著 　　 　　纽约市收入最高的l／5家庭，平均年收入365826美元，是收入最低的l／5家庭的平均年收入(7047美元)的52倍。在1980年，这方面的差距是2l倍，近年来富者愈富、贫者更贫，差距也愈来愈大。从纽约都会区的发展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大都市工作岗位呈哑铃形结构：华尔街金融机构人员及企业的管理阶层与不需具备太多专业条件的服务业工作人员共存，其薪资待遇的差别，往往就是几十甚至上百倍。 　　如果仅按人均GDP来考虑，伦敦是英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是伦敦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大于英国的其他任何地区。尽管伦敦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内经历了持续的经济繁荣期，但在社会福利方面却逐步恶化了。这种状况因新增加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集中在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两个极端领域而强化。在1980年，前10％的最高收入男性平均周薪仅为最低10％平均周薪的2倍，到2000年时，这一比例已经变为4倍。伦敦高昂的住房成本既是收入两极分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考虑住房花费以前，伦敦的人口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者之比为5：l，但考虑了住房花费以后，这一比率则上升到了118：7。 　　 　　三、族群差异 　　 　　伦敦6．7％的失业率高于英国的平均失业水平5．1％近1．6个百分点。在内伦敦地区平均失业率高达8．8％。在伦敦，处于工作年龄阶段的成年人有29％是没有就业的，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24％。少数种族人群的失业水平也相对较高，这些都导致了收入水平的两极分化，如青年人为14％，残疾人为11％，以及来自矿业经济公司(BME)的员工等。孟加拉人(24％)、巴基斯坦(15％)以及黑人(14％)的失业水平几乎都为伦敦白人的(5．1％)的34倍。 　　悉尼也有根据族群和收入差异隔离居住的现象。最近几年来，悉尼各族群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一些弱势族群处于被边缘化的危机，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以阿拉伯裔居民为例，他们大多数收入不高，生活在郊区及生活环境比较差的地区，处处受到歧视。 　　 　　四、贫民窟现象 　　 　　发达大都市在其发展早期也经历过贫民窟散布的阶段。作为世界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伦敦在工业革命阶段，也出现过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其他地方流向伦敦的情况，下层社会居民的居住条件日益恶劣、住宅稀缺，形成了许多贫民窟。1875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旨在清除贫民窟和建设低成本住房的《改善居住法案》》(Dwellings ImprovementAct)。在1920―1930年代，该项法案得以实施。伦敦内城的容纳20万余人的贫民窟被清除，政府在伦敦外围新建房屋进行安置。在《伦敦郡规划法》(1943)、《大伦敦规划法》(1944)相继出台后，政府开始了所谓“消灭贫民窟”，从1945年开始大规模拆除贫民窟，1975年基本结束，将其居民转移走，然后在清除出来的土地上开发可以形成高税收的房地产项目。1950―1960年代的“统建房”(Council House)建设制度针对的就是城市贫困人口，目前依然是失业者或低收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