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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春天足迹(上) 　　 　　题记：基金会一步一个脚印，由点到面，足迹斑斑，走过了20年，犹如散落在迂回道路上的簇簇星火，昭然可见。现在回想起这一段艰苦的创业历程，仍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激动不已。 　　引自 邓朴方： 《与春天同行》 　　看起来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掂起来却是那么厚重。它经过了时间长河的验证，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砺，却始终保持着它那鲜活思想的朝气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1985年9月，利用转业前的休假机会，我从边陲云南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了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熟悉和参与部分工作的试用期。 　　一走进位于西直门大街172号的基金会临时办公楼，就能分明感受到那紧张、忙碌的氛围。楼道里，匆匆疾走的工作人员身影，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使我恍如又置身在火热、沸腾的军营。在一间布置十分简单的办公室里，基金会副秘书长薛恩元、党办负责人刘鸿钦热情地接待了我。老刘笑着说：“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转业干部，你将要去的宣传部负责人刘刚奇是从北航毕业的，做残疾人工作，大家都是新兵。” 　　一张笑脸、一杯清茶、几句话语，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的距离，使我感到十分亲切。 　　恩元同志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递给我：“这是朴方同志主持制定的《残疾人工作宣传提纲》，是指导基金会工作的重要文件。你拿回去好好看看，然后写一篇体会，好吗？”我意识到这可能是考核的一部分，点点头，郑重地接下了它。 　　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不到8000字的《提纲》。无论是从视觉还是在心灵上，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马上提笔匆匆记下了读后的第一感觉： 　　我曾在军医大学学了6年医，在部队从事了17年的临床和医院管理业务；不久前，又经历了云南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洗礼，自以为对伤残人士应该很了解了。以前在教科书里，在军旅生涯中，一直习惯地称他们为“残废军人”或“残废人”；耳熟能详的是毛主席的那句名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并依此作为我们的职业道德准则；作为医务人员，我们通常以救助者的身份出现在伤病员面前，而他们则往往是无助的、是被救助者。凡此种种似乎从来??是如此，是天经地义的常识，我也从未怀疑过。 　　《提纲》让我第一次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残疾了，是不是就等于“残废了”？为什么我们的词典中一直把“残”与“废”连在一起？既然有“革命的人道主义”一说，难道还有所谓“反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谁是“救助者”？ 　　《提纲》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我的疑问。然而要真正读懂它，则需要我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去实践、去琢磨，得出自己心悦诚服的答案。 　　现在回想起来，19年前的这些感受虽然十分粗浅和幼稚，但却是真实的，或许还带有点普遍性。看起来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掂起来却是那么厚重。它经过了时间长河的验证，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砺，却始终保持着它那鲜活思想的朝气和生机勃勃的活力。 　　不久，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栏目组对常年坚持帮助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开展读书联谊活动青年志愿者的专题采访。央视很重视这个选题，认为对培育当代青年助人为乐、扶残助残的道德风尚很有意义。 　　然而在采访中，青年朋友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要采访我们，但一定要到孙大姐家去看看。是孙大姐和俱乐部的残疾朋友们，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让我们懂得了如何面对揪心的困苦，什么算是坚强的人生。被青年朋友亲切称为孙大姐的孙恂，是俱乐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几天后，我陪摄制组来到西城羊肉胡同一个低矮的小平房，这便是北京市病残青年俱乐部的活动场所，也是孙恂的家。孙大姐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微笑着招呼我们。 　　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几个简易的大书柜，占据了房间的“半壁江山”，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在临床边的窗户上端到对面门框系着一条结实的尼龙绳，小厨房里也同样系着一条。觉察到我们疑惑的眼神，孙恂笑眯着眼睛，问我们：猜猜看，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都没吭声。她说，这是我的发明，请朋友特地拴上的，拽住它，我就可以行走自如了。 　　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孙恂的病很罕见，叫“重症肌无力”。全身的肌肉都处于松弛状态，甚至连眼皮也抬不起来，全靠服用激素来维持生命。望着眼前这位呼吸肌群随时可能麻痹、游走于生死之间的女同志，我无法想象她怎样拽住尼龙绳，在小屋里一点点挪动柔弱的身躯，锻炼、读书、洗衣、做饭，怎样以广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和豁达的情怀，温暖着身边的残疾朋友和一批批慕名而来的青年志愿者的心。 　　我和栏目策划杨东、主持人肖晓琳，以及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眼眶里盈动着滚烫的泪花。那一瞬间，是心如火灼，还是心在燃烧？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定位，还是相互换位的人生思考？我一时说不清。 　　这也是我到基金会工作后，始终难以释怀的一种刻骨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