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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克服、建构与归宿 　　摘 要：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市民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意义，但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克服市民社会的私利性特征，超越政治解放的局限，实现人的完全解放。在此意义上，“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根本性颠覆。在当代中国，需要构建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而绝非以“利己原则为基本原则”、“实现私人利益是根本目的”的所谓“现代市民社会”。 　　关键词：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人的解放；自由人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5-0020-05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引起国内学界的日益重视和高度关注。笔者在《唯实》杂志2007年第4期上发表《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一文，就是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入手，对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进行了探讨。随后，《唯实》杂志在2007年第8－9期上刊登了崔永和先生的《论市民社会建设与人的解放的现代统一》一文。在文中，崔先生对笔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定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就有关市民社会的相关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此，笔者对崔先生的不吝赐教表示感谢，并就有关问题作一回答和说明，以就教于崔先生及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对市民社会的克服的 　　 　　崔先生在文中指出，在关于人的解放的道路上，笔者设定了一个现代市民社会的“低谷”，主要论据就是，认为笔者表达了“在当代中国必须克服市民社会”这样一种观点。然而，通观全文，笔者却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意义的表述，只是阐述了马克思的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极其重要的观点：要实现人类解放，就必须克服市民社会，超越政治解放。也就是说，崔先生所极力反对的“对市民社会的克服”这一观点，恰恰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最重要的内容。鉴于笔者并没有提出所谓克服市民社会的问题，如前所说，这是马克思提出的，因此，这一问题也就归结为：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对市民社会的克服的？ 　　明确区分出现代意义上的、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是黑格尔的贡献。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一种与家庭关系和公民关系相区别的社会关系样式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而存在，按照自己独立的意志行事，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奋斗。“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1］这个市民社会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市场交换体系及其自我保障机制，其核心价值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需要”和契约性的交往关系。然而，黑格尔不同意密尔和斯密所说的，由普遍的自利动机形成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最终可以导致公益和道德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对私利的无尽追求，必然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代表市民社会发展的伦理精神只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必然存在着自身无法挽救的不自足性。因此，市民社会的这种无节制的放荡和堕落必须依靠一个具体的普遍性原则的体现者――国家，才能实现对这种社会异化状态的拯救。国家在逻辑上高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必须在“国家的最高观点”上被克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直接上承黑格尔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家庭的关系问题上弄颠倒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样，对国家的批判就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当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将理论聚焦于市民社会时，马克思面临着与黑格尔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面对市民社会的私利性特征？为什么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私利性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根本规定？如何克服和超越这种私利性？这是马克思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与黑格尔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与黑格尔从理性出发来实现对私利性个人关系的整合、最终得出国家理想主义的结论不同，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为中介，将私利性的个人社会看作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指出，只有依靠现实的人及其感性的活动才能克服市民社会。因此，克服市民社会，也就是克服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对此，马克思充满激情地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89马克思的这种认识基于他清楚地洞察到了市民社会的种种弊端，洞察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根本局限性。由此出发，马克思把克服市民社会、超越政治解放的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