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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战友 　　 　　一 　　 　　我要说的这群战友，特指1978年底来自合肥市区及肥东、肥西、长丰3个市辖县的那批兵。1979年2月，我们所在部队在师长张万年指挥下参加了南疆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五战五捷的赫赫战果。我和我的这批战友多数都上了战场。要说幸运者就数我了，据我了解，目前还在部队服役的几乎没有了，不是长眠在广西、云南边界，就是后来退伍回了老家。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批兵，到部队就上战场，没有经过多少训练，战斗打响不久就有10人成了烈士。 　　30年了，每每想起，我们这些幸存者仍然感慨万千。我这里主要还是写写活着的战友。我发现，在省城合肥的战友当中，多数人在改革开放这个大环境中不断进步，依然保持了军人的好作风和共产党员的本色，我常常为此感到骄傲。 　　先说说张锐亭，这个当年连队的二炮手，战场上荣立过三等功，如今是省计委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位老实、厚道也很有才气的好兵，战后受到部队政工部门重视，提拔为新闻干事，常有长篇通讯见诸报端。1985年部队精简整编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他又从办事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靠政绩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作为机关公务员，收入也不是很丰厚，但是每次捐赠献爱心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因为工作上需要应酬，他开始发福，我们笑称“一肚子油水”。 战友们说他现在可是个“实权派”了。但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不会让老实人吃亏，任何时候都不要瞎搞。”我想，思想再解放，领导还是喜欢老实本分的人，赏识有本事的人。 　　有一个战友叫李至光，当年作战中是个机枪手，又是师教导队的优秀教员。他的才干是师首长在抓训练中发现的，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过他，使他破例由战士直接提干，又由连长一路干到了团参谋长。后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调回合肥电院，再后来他由系正团职副主任转业到市公安局工作。这位工作很有激情、很有魄力的“军事管理人才”，做事认真细致，放在哪里都能干好。果不其然，时间不长他就执掌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校长大印，如今听说他因政绩突出已经是局级后备干部人选。 　　 　　二 　　 　　有位经济学家最近撰文指出，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主要干成了3件大事，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细细想想，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在这3件大事里面，我的一些战友都小有作为，都为改革开放、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凭着个人天分和奋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找到了各自位置，有的是“种粮大户”，有的经商办企业，有的炒股发了财，也有的当了“的哥”，小日子过得都不差。 　　就连我们最不看好的“小个子”范得秉，如今也过上了小康生活，去年来京一趟，私下里说他现在的个人财产超过了七位数。范得秉个头不足1米60，其貌不扬，与我同县同镇，战前在团后勤处炊事班，主要业务是喂猪，上了前线也是“埋锅造饭”， 但战后因工作任劳任怨，立了功，入了党，第4年退伍回乡。他后来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承包土地，买车跑运输，筹办农产品加工厂，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能人，据说近日还进了镇领导班子。谈起发家经验，他说得直接：“都是党的阳光雨露，有时候还要打个‘擦边球’。”我想，这位同乡战友至今本性没改，对人还是这么诚恳说老实话。他说得对，没有联产承包政策，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他恐怕难有今天。 　　还有一些战友，虽说与报上宣传的那些典型比较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在我的亲朋好友里面，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那个在连队装卸自动步枪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南疆作战中小腿负伤的王帮众，在合肥办起了印刷厂，并发展成了“帮众印刷有限公司”。那个曾给团长开吉普车令我们全团老乡都羡慕不已的阮怀迎，退伍后先是在公社粮站跑跑车，后来战友们凑钱给他弄了个出租车，当了“的哥”，十几年下来，也成了气候，盖起了小楼。如今他把车让给儿子开，自己带带孙子享起清福来了。还有一位名叫苏伟剑的战友，在三孝口开了一家饭店，好几次我回老家都是在他那里聚会的，热热闹闹，只是每次都免单，再后来不太好意思再打扰人家了。 　　我为有这样一群战友感到欣慰，他们依靠党的政策，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各自多姿多彩的生活，我衷心祝愿我的战友们幸福。 　　 　　三 　　 　　当然，在我的战友当中，也有一些混得不咋样的，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战友，整天围着几亩地转悠，扒拉不了几个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做工，他们说外出打工那是年轻人的事，我们都一大把年纪了。其实也就50来岁。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一位战友，五大三粗，人也聪明，在部队也打过仗，当过班长。因为他是合肥市户口，退伍后安排在公路局执法大队，不几年就干上了队长。人们常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导致腐败。此话一点不假。这位老弟经不起改革大潮的冲击，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加之交友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