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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萧军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往事 　　这是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照片了。1930年，我和朋友萧军都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左边第一个是我，中间的是萧军，右边的是杜显信，后边的是赵毅。那年，我24岁，萧军23岁。 　　我和萧军是在1928年夏，在吉林当兵时，先后考入前去招生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六期军士教导队的。东北陆军第六期军士教导队设在沈阳北大营。上将总队长是张学良，中将总队附是王瑞华。我先考入教导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当时萧军还在吉林。 　　这年9月间，有一个机会，我们中队里有个叫刘维信的同学，身体多病，不能继续学习，他向中队请求退学。我知道了这种情况，就向中队长王冠儒请求，不要上报。我说，我有个朋友姓刘(萧军本姓刘，学名刘鸿霖)在吉林当兵，可以顶替他。王冠儒正不愿意他的中队学兵有退学现象，就马上同意了。 　　这时，萧军在舒兰驻军东北陆军六十六团二营营长马玉刚处，我就立刻写信通知他，有人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机会，应当速来。没有多久他就来到了沈阳，插入了中队同我在一起学习。他这时只好先用刘维信名，经过请求改名为刘蔚天。 　　1928年是东北军阀变动很大的一年。6月，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时，被日本关东军使用阴谋炸死在皇姑屯，同时被炸死的还有黑龙江军事督办吴俊升。这时在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公开了。东北三省都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还秘密组织了清党委员会，对国共合作时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和由关内转移来的地下共产党员，进行严厉清查，残酷迫害。 　　萧军来到沈阳北大营参加了军事学习，不久，王宜之也从舒兰来到了沈阳，住在工业区东北军事政治训练班学员叶开的家里。叶开是上海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地下共产党员，当时在地下反帝大同盟担任领导工作。在叶开家住的还有一位孙东垣，辽宁省黑山县人，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最早的毕业生，和张学良是同期同学。他不习惯在军队中生活，只在军队中挂个名衔。他是王宜之的好友，也像王宜之一样，各处流浪进行社会活动。 　　王宜之和孙东垣有时到北大营去看望我和萧军。我们在星期日也去工业区看望他们。???们介绍我们同叶开认识，还认识了叶开的同学黄稚明。由于他们同王宜之和孙东垣是互相信任的好友，因此，同我们认识不久也信任了我们。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阅读、学习。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是对共产党的理论、学说和历史以及共产党的革命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是知之甚少。 　　12月，各队规定的军事课程学完，经过考试已经结业。各队同学都要求印发同学录，上级批准每个中队选出两名同学负责办理。我和赵应坡在本队被选参加这项工作。全总队3个大队，11个中队共选出22名同学。经过多日进行征集照片、简历，整理编辑，交付印刷以后，我们22位同学曾在一起合影，聚餐留念。这时有人提议应该组织同学会，以便将来分配到各部队工作，可以经常联系、互相帮助，成为一支能够保国卫民，团结战斗的军事力量。大家都表示同意，决定由我起草同学会组织章程。 　　我还没有起草完同学会组织章程，一天深夜，我正在宿舍酣睡，中队的值星官孔庆田挎着红带子，总队的副官刘克武提着黑红军棍，将我唤起，让我穿好军装，将我押送到总队部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有9名被押送到的各队同学。其中有的熟识，有的并不认识，都在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这些同学中同我最熟的，是十中队的同学张寄千和郎乾枢，我正想问问他们，我们为什么被押送到这里，这时总队部的一个值日副官将我们集合在灯火通明的院内，甬路的旁边。总队附王瑞华穿着一身便装，萎靡不振地从他的办公室内走了出来，完全不像平日在操场上穿着军装训话和检阅时那样威武了。他站在我们面前说：是宪兵司令陈兴亚要同我们10人谈话，要谈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他只这样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就对站在他身旁的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雷恒成说：“这10个学员交给你了，你就交给陈兴亚吧!不过，你要记住他们可都是副司令长官(张学良，1928年9月任南京政府中央陆海空军副司令)和我的学生!”雷恒成也没有穿军装，只穿着件灰色长袍，戴一顶灰色礼帽。他狡猾地说：是陈兴亚要同他们见面谈一谈，并没有其他问题。他就引领我们10名同学，在总队部门前的停车场上，坐上了5辆小汽车，每辆两名同学，还有两名宪兵早坐在车内。在小汽车行进时，两名宪兵都靠近了车门，这时我才明白是被捕了。 　　东北宪兵司令部是在沈阳小南门里路西。小汽车开到了宪兵司令部院内，先把我们送进一个大客厅里。雷恒成宣布要等候陈兴亚前来谈话，说完他就走了。直到快要黎明，陈兴亚也没有来，宪兵将我们送进了看守所。天亮时又将我们分开送到各处宪兵分队的看守所。 　　萧军知道了我被捕以后，将我的衣物、书籍加以整理，把我还保存的共产党刊物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