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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的忧患意识 　　远在先秦，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忧患意识自古就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古人的忧患意识。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忧患意识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 　　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指导下不断进行探索创新，从而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1]，《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2]“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3]可以断定。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古自今延绵不息。何谓“忧患意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4]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5]，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粗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6]，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地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7]。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还是在盛世，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上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中的意识体现，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体现的杰出代表，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同时又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基本精神受先秦诸子忧患观的影响，在屈原时形成，但是在忧世、忧民、忧天下方面的体现有所不足。继屈原后，忧患意识逐渐发展，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较之前都有了一定的超越，特别是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能与唐宋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基本矛盾体现日益明显有一定的关联。虽然唐代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出世入禅寺，远离朝廷、远离政治，但还是涌现出了不少像杜甫那样的佼佼者。他们把古代忧患意识升华到忧黎元、忧祖国、忧乾坤的新高度。到了宋代，“忧患”更是直指“天下”。 　　此时，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逐渐发展到一个高峰阶段，将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推进到这一层面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