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作品中的“国家富强”思想.docVIP

严复翻译作品中的“国家富强”思想 　　一、导言 　　“国家富强”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思想主线，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不同。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文祥与左宗棠等发起改革运动，鼓吹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初衷不坏，本质上却同顾炎武与黄宗羲鼓吹的没有两样，即都是以正统的儒家政治 － 经济哲学为基础。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同文馆与总理衙门先后建立，但也都没有动摇儒家学说的正统框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确实有一部分政治家，如张之洞与李鸿章等，以及士大夫与洋务专家，如薛福成、郑观应与马建忠等，经历了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军事技术同整个西方工业体系之间的关系。例如，李鸿章曾经置办工商业，认为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然而，这种对于西方的以识缺陷非常明显: 无论是李鸿章与张之洞，还是薛福成、郑观应与马建忠，抑或是更早时期的曾国藩与奕 ，他们无一例外都赞成“保教”。所谓“中学为体”即是要维护儒家政治 － 经济哲学基础，上至作为国家基础的君主政体，下至个人与家庭伦理道德。如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所说的: “盖道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甚至更有徐桐叫喊“亡国比变法强”。( 王栻，1986: 63; 李定一，1956: 128。) 因此，尽管李鸿章等人身上已经有了工商业意识，其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通过军事上的“自强`”，扞卫正统的儒家政治-经济哲学基础，他们对于西方的有限反应并没有跳出贺长龄文编中的“治国之道”。( 史华兹，2010: 6) 　　二、“国家富强”: 严译的思想基础 　　洋务运动之后，严复等从传统的变易思想中，引出自强意识与变革精神，以此赋予翻译相应的社会使命。例如，严复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出: “进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之疾，放在其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至亦不过二百年，近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 王栻，1986: 27) 《孟德斯鸠传》中，严复又指出，孟德斯鸠关于政体所作的区分源于亚里士多德，其学说合乎情理，并说道: “三制精神，若其出于吾人，则必云:太上之民主以德，其说有道之君主以礼，其说无道之专制以刑。”( 同上: 935—1027) 只不过，那时的中国国民，无论缙绅乡民，因为“三分学说”本为我国所无，又有违古之法制，所以都不欲谈论。 　　众所周知，严复出洋，以及日后得以进入船政学堂，乃是因为得到了沈葆桢的赏识。留洋期间，严复结交郭嵩焘，并与后者兴趣相投，常常一起研习中西学术的异同。然而，当1879 年严复学成回国后，却没能得到重用。1890 年，因为才学出众，严复被李鸿章擢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被擢升为总办。表面看，其地位在平稳上升，然而正如陈宝琛所说，这种提升不过是徒有虚名，因为严复只能“总办学堂”，却是“不预机要”，所以充其量只是“奉职而已”。( 王栻，1975: 15) 严复后来吸食鸦片，似乎同他事业上的不顺心不无关系。当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以下方面: 一、严复留学期间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印象深刻，常与郭嵩焘一起考察其制度，认为英国的富强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制度，这一思想大大超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的“自强”范畴。二、严复虽然也是洋务运动期间改革派的重要成员，他对于“自强”的理解却明显不同于李鸿章等。在李鸿章看来，国家的根本与出路在于儒学，所谓“富强”主要在于军事，目的正是为了维护晚清既有的政治与经济秩序。而严复认为，任何事业的创建，必须依托深刻的社会与心理变革，洋务派关于创建现代海军的思想也不例外。由于这些原因，李鸿章既没有给与严复创办学堂的全权，更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果敢的实业家。事业上的这种壮志未酬，在 1895 年后的几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在《论事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与《辟韩》中，严复反复表达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些文章一方面洋溢着久所欲言而终于一吐为快的情绪，另一方面又毫无意外地构成了其日后翻译的思想基础。 　　三、《社会学研究》中的“国家富强”思想 　　以《社会学研究》为例。这是一本影响严复终生思想的作品，书中论述的进化论观点如此让他着迷，若干年后，严复在《译群学肆言·自序》中谈到阅读此书的感受时指出，《社会学研究》的某些观点，同《大学》与《中庸》等中国古籍精义相互印证，既纠正了他“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的错误，又恢复了他对于中国古籍的信念。《大学》有云: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朱熹，1985: 4) 在这段话里，道德的完善在于“知”，而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同样强调“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 王栻，1986: 126) 后来，当严复创作《原强》时，再次说到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