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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古代赋体文学研究历程探析 　　赋体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自先秦荀子、宋玉之赋至汉代赋家之作，再到六朝以迄清代诸家赋作，各家各派在创作赋体作品的同时又进行赋体理论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世纪的中国赋体文学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约略而言，20世纪的中国赋体文学研究之进程可以分为继承与突破期（1900-1949）、徘徊与探索期（1949-1977）和开拓与繁盛期（1978-2000）三个阶段。兹依时序分别予以论之。 　　一、古代赋体文学研究的继承与突破期（1900-1949） 　　 　　继承与突破期的古代赋体文学研究是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视野较开阔，涉及到的问题也较多，其中不乏突破前人成见而颇有建树者。关于赋体文学的产生、功用、分类及性质，自古以来多有学者论及。班固《两都赋序》论赋体的产生与功用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寢，王泽竭而诗不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1 3《汉书·艺文志》亦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2]1756后来挚虞、刘勰亦有相似观点。班固等着重从赋体对于诗的继承这一角度论述其产生，而近代有些学者则突破前人，提出诸多新看法。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及赋体起源时对班固的观点有所承袭，但又从较深的层次论及赋作功用的不断发展变化等问题。刘师培则把文章（包含赋体等）的产生与文字学密切联系起来，其《文章源始》说：“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3]210其《文说·析字篇第一》也说：“自古词章，导源小学。盖文章之体，奇偶相参，则侔色揣称，研句练词，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昔西汉词赋，首标卿、云，摛词贵当，隶字必工，此何故哉？则辨名正词之效也。”[3]190《论文杂记》又说：“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津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3]228皆指明赋的产生与创作要以深厚的小学功底为基础。刘师培《论文杂记》探讨赋体的起源时不仅提到屈原、宋玉的《楚辞》，而且还进一步追溯到更早的言志之诗与记事之史篇，指出《楚辞》其实隐含了诗歌与史篇二体，此二体都与文字学息息相关。关于赋体的分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分赋体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大类，但未说明分类依据。刘师培继承此分类方法并对分类依据加以阐发，其《论文杂记》说：“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 　　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3]232 233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为班固区分赋体的依据，无疑更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他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然而，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与扬雄的《羽猎赋》《蜀都赋》都属于聚事敛材、旨诡词肆之作，而司马氏之作归入写怀之类，扬雄之作则归入骋辞之列，无疑令人颇生疑问。其实，章太炎《国故论衡》早已指出扬雄与司马相如在赋体上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扬雄之作不应列入骋辞之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划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赋体文学的性质及对待赋体的态度，此时期的学者也有所关注。“五四”运动时期，为适应新文化建设的需要，不少学者极力标举白话文，排斥贬抑文言文（包含赋体在内）。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斥责两汉赋作过于讲究雕琢辞藻、一味阿谀奉承，辞繁意寡，可谓一无是处，这无疑也抹杀了赋体文学体物的性质。针对此类言论，郭绍虞撰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加以反驳说：“有些讲文学史的人，因为反对旧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而以为汉赋在文学史上为最无价值，或且不认之为文学。……假使知道赋的性质重在体物，重在描写，那就不致认为赋是一无足取，甚至不算是文学作品了。”[4]86 87此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否定赋体文学性的观点起到了纠偏正谬的作用。郭氏还借助现代的文学观念解释赋体的性质说：“前人对于苏轼《赤壁赋》，也有何以不称为《游赤壁记》之疑问，但是我们假若明白赋的性质，凡用文的体裁而有诗的意境者是赋，那么这种疑问也就不会有了。”[4]87陶秋英从铺陈的角度探讨赋体的文学特征说：“我们既承认赋是文学的一种，我们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