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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价值立场 梁涛 ????1 　　本书收录的六篇论文，是我近年研究、讨论“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的成果，故根据内容命名为《“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其中，《“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下简称《“亲亲相隐”》）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2年10期，是我对学界争论已久的“亲亲相隐”问题的首次回应。“亲亲相隐”之争起于十余年前，起初我并未予以关注，也不理解为何这样一个问题竟引起如此大的争论，搅动如此众多的学者，产生如此数量庞大的成果？说亲亲相隐之争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恐怕并不为过。后在阅读上博简《内礼》时，注意到其中的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亲亲相隐”章互读，作为后者的补充。我在人大国学院开设“出土文献研究”课程时，曾讲过自己的看法；在北大中文系的一次文献学会议上，也做过即兴的发言，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相应。但即便是此时，我也只是写了简单的讲义，仍没有撰写论文的打算。真正促使我撰写此文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周凤五先生。 　　简帛《五行》篇中有一段讨论如何处理刑狱的文字：“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罕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昵也，小而軫者也。”这段文字对于理解早期儒家的司法观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五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布的郭店竹简《五行》，时间过去了二十年，但其中的“大而罕者”、“小而軫者”两句，学者一直不得其解，虽有种种猜测，却始终差强人意。研读古文字都有这样的体会，正确的说法，不用多解释，很容易获得共识；而一个文字如果各种解读争来争去，那就说明离真相尚有不短的距离。《五行》篇的“罕”、“軫”两字正可做如是看。2012年6月，两岸三地出土文献研究计划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工作坊，周凤五教授作为该计划的顾问亲自参会，并提交了《简帛〈五行〉一段文字的解读》一文，对困扰学者二十年之久的“罕”、“軫”二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先生认为“罕”（竹简本作“晏”）实际应读为“显”，盖显与罕、晏古音相通；而“軫”（竹简本作“訪”）应读为“隐”，二字音近可通。原来“大而罕者”应读为“大而显者”，而“小而軫者”为“小而隐者”！《五行》篇认为，处理刑狱既要从实情出发，同时也允许有适当的隐匿，但必须有一定的原则，对大而明显的罪行，要从实情出发，“有大罪而大诛之”；对小而容易忽略的罪行，则可以适当隐匿，“有小罪而赦之，匿也”。周文一出，满座皆惊！当时在场的沈培、刘乐贤、廖名春、刘国忠等研究古文字、文献的学者，无不击节赞赏，研究哲学、思想史的刘笑敢、陈丽桂、郑吉雄、曹峰、我以及武大的丁四新、张杰等，也做了热烈的讨论。激动之余，我即兴做了一个发言，指出儒家对于亲人罪行的隐匿是有原则，而不是无条件的。《五行》为子思的作品，那么显然在子思看来，只有对亲人小而不明显的罪行是可以隐匿的，而对于杀人这样的大罪则不在隐匿范围之内，这与孟子“窃负而逃”的折中态度显然有所不同，说明儒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血缘亲情与司法公正的问题上实际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故对于儒家伦理的态度就不应立场先行，不是简单的批判或辩护，而应关注其内部的差异和变化，以及其论说的具体语境。 　　回到北京后，我很快写出了《“亲亲相隐”》一文，并发表在《哲学研究》上，故该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周先生，如果不是他的文字释读和启发，这篇文章不知还会拖延多久。周凤五先生为台湾地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我们专业本不相同，甚至相差较远，然而却因竹简研究结缘，成为要好的忘年交朋友。我每次去台湾或周先生来大陆，我们都会把盏共坐，酌酒畅聊，除了学术的启发外，还使我了解到周先生一代台湾学人独特的心路历程。令人遗憾的是，周凤五先生去年不幸染病辞世，过早离开了我们，这在人文学者普遍长寿的今天，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和心痛。聊以欣慰的是，本文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寄给周先生，请其赐教，得到他的肯定和赞赏。现在本文结集出版，我想借此表达对周先生深切的追思和怀念。 　　《“亲亲相隐”》一文发表后，郭齐勇先生很快撰文回应，于是我又与顾家宁博士写了《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再谈“亲亲相隐”及其相关问题》（下简称《超越立场》）一文，发表于《学术学刊》2013年8期，是对郭文回应的回应。较之前一文，本文的论述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学界的反应也更为积极。我与郭文最大的分歧，是郭先生认为《论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的“直”是公正、正直，因而赋予亲亲相隐绝对的合理性。而我则认为“直”只是情感上的率真、率直，故亲亲相隐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不能将其绝对化。为了反驳我的观点，郭文引用了《左传·昭公十四年》中的一段材料：晋国的叔向“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袒护自己犯罪的弟弟叔鱼，孔子称其“曰义也夫，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