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大报》“院长论坛”论文..doc

大学理念反思：知识教育与信仰危机 研究生院院长李朝东教授 通过对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知识、意义、信仰与教育关系的反思性考察可知，意义世界是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系统，是一个超越性的信仰世界。而现代知识教育则导致了意义的失落和信仰的危机。寻求和重建信仰，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在古希腊，以宗教、神话为源头产生了以智慧为内容的哲学知识。希腊哲学家把求知看作是神圣的活动，以之思考宇宙、人生、世界。在古希腊，知识绝对不是那种以之谋求利益的工具，哲学的本义原是爱智慧，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求知和爱智慧、知识和智慧乃是一致的。所谓爱智慧乃指哲学是对彼岸的、绝对的真理的无限趋近。古希腊把真理性的知识称为科学其科学的意味与我们现在的科学不同是一种整体性知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各门具体学科日益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知识的分化有利于各门具体学科作为独立的体系自由发展，但也容易造成知识与德行的分离，使理性在科学的运用中失去价值，使意义的探究与道德的神圣感受到轻视，由此带来许多人的生存意义问题。真理和意义、信仰和知识渗透在希腊人关于人、神、自然的思辨中。 古代世界向基督教世界的转变是欧洲人经历的最伟大的革命，在基督教传统内对上帝的信仰是与对上帝的知识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按照旧基督教的观念，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依赖于它所拥有的知识和教养，有价值的不是文化和哲学，而是信仰和热爱。虽然基督教神学内部也有人试图完全否认理性知识，但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则一直是试图协调知识与信仰，试图把理性知识当作论证基督信仰的有效手段。神学只讲信仰，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切知识的前提条件，知识就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在信仰中，人们自动承担起一种责任，也自然而然的领受了一种幸福和自由，这种体验不受世俗规范并使人感受到生活中自我的神圣和庄严。人们皈向上帝的同时，就做出了一种抉择，采取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承担了义务和责任不是逃避生活本身，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建构新的生活，也是从根本意义上去改造生活。 中世纪知识的传授有了明确的计划和目的，大学的诞生是中世纪对人类文化的一大贡献，它标志着基督教关于人生终极意义信仰教化功能的现代迁移与转化。精神教化与知识传授一统于大学，为现代社会奠定了知识与意义统一的教育机制。大学作为创新科学原理与守护精神价值的策源地，特别以造就人格化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人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正是这种有机整合性与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标，大学才能培养出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但现代化压力却一直在迫使大学片面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形势下民族国家的竞争。其实，大学人文精神即被视作一种需要守恃维护的理想信念，一个成熟的社会与民族，应当理解那近乎精神隐修的大学人文精神支撑现代社会，它不只是科学技术，而且是终极价值的信仰意义。 近代教育用以衡量知识的一个标准有两个，一是培根制定的实用性。按照实用性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隐含后果是：一方面，科学知识之外的东西（如宗教、伦理等）被排斥在知识范围之外，即非由可观察事实提供证据的论断，均属于知识之外的东西。另一方面，知识就是真理，导致真理与意义分离，因为信仰所涉及的意义属于非观察的事实。二是笛卡尔制定的确定性。笛卡儿哲学的首要任务为科学为知识的确定性寻求可靠的根据、基础，为此，他将数学方法普遍化，制定新的方法论规则。强调只有合乎数学模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近代教育的理想是发现永恒的真理，实现理想的工具就是科学，即工具理性。近代教育的另一理想就是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实现它的工具就是主体性哲学。启蒙运动推崇理性、科学知识和进步，并试图通过教育来促进科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基本生活的改善，以便为人带来幸福；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以理性为工具，以全人类的名义对自然社会和人的道德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合理的安排和控制。人成为理性必然控制下的机器，人的一切活动都可通过理性，用数学、力学公式加以证明。人消解于理性崇拜之中，人性重新戴上了枷锁，走向了自己本身目的的反面。人类把信仰的对象由外在超越转向内在创造的同时，也丧失了对自然、精神、意义的信仰。 现代教育的哲学背景和理念基础是实证主义的。随着近现代知识和信仰、真理和意义分离，教育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真理性的知识就是对各门科学的分解性认识。一方面知识越来越专业化，教育的场景越来越规模化，教育对象像产品一样被加工出来。另一方面在追求所谓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思潮推动下，过度膨胀的知识论倾向使人的绝对之域的信仰被窒息，既不在心灵内部亦不在公共领域，人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到十分陌生。教育理念不再培养具有理想和信仰的人，而是应付和修理知识所造成的现实世界。科学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