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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综合”主干知识导学 第—讲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 租赋制一编户制度：主要盛行于两汉，编户农民对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口赋和兵役四项负担。 租调制：主要实行于魏晋到南北朝。教材重点介绍了北魏的租调制：受田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这里的“调”按户征收。 租庸调制：实行于隋至唐中期。教材小字介绍，唐朝的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叫做“租”；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叫做“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 两税法：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780年唐政府接受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该赋役制度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个大变革。 一条鞭法：1581年，张居正为了增加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叫做“一条鞭法”。由于大地主的阻挠破坏，一条鞭法实行不久就停止了，但改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 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清初雍正在位时期，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赋税，叫做“地丁银”。这样，自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被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了。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赋役制演变的基本线索：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 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曹魏时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唐朝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是：“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日租，二曰调，三日役，四日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纯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二斤，皆书印焉。凡丁岁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见《唐六典》卷三)郑樵在评价唐朝这种赋役办法时说：“有田则有租，有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者，十一之税也。调者，调发兵车井田之赋也。庸者．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资。役多则免调。过役，则租调俱免，无伤于民矣!”(见郑樵《通志·货一》)思考：唐朝的租庸调制与前代租调制有无本质区别?其主要不同在哪里?有何积极意义?从郑樵的评价材料中找出该制度对农民有益的证据。租庸调制自唐高祖李渊颁布，始成定制，后经唐太宗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一直承袭。开元之后，租庸调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随之破坏，被两税法取代。 ▲注意：租庸调制实行的社会经济意义：(1)以庸代役，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封建赋税形式，从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三种：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形式。劳役是封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劳动者失去任何自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服劳役又直接影响农业劳动时间的适时安排。租庸调制允许劳动者交纳实物代替劳役，即以庸代役，一方面使劳动时间增加，同时，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2)剥削量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主要是兴革封建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诚如太宗所说：“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有矣。”(《贞观政要·论务农》) 租庸调制的局限性：租庸调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自然受到封建国家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从阶级局限看，封建国家兴革赋税制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对劳动者的更多榨取。因而，轻徭薄赋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