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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处世哲学述评 魏裕铭 2003，12，6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试谈中国的智慧》中以“实用理性”为标题论述道：“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居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而长期农业小生产的经验论则是促使这种实用理性能顽强保存的重要原因……‘实用理性’一词有时以‘实践理性’一词替代，当它着重指示中国人的传统重在实践躬行。”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P187（岳麓书社87，1版）则说：“在先秦，墨家主进，道家主退，儒家则兼主进退。道家重无为而治，可谓墨家重有为，儒家则兼主有为无为。故儒家乃中道。后代儒林人物则多兼采道家言，故儒林必重政治，而又多主隐退。至少能退者之地位，则更高于能进者。知进而不知退，则不足挂齿矣。”当前国内有些风气不很正，虚假、浮夸、拜金崇利、唯权唯势类现象，俯拾皆是。当此时，对大学生讲一点孔子具有实践理性、重在实践躬行、知进知退的处世哲学，或许是不无益处的。 一、孔子关于道义至上、身体力行的总原则 （一）道义、人格、气节至上 正义首先体现于善恶之间的自觉选择。孔子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选择的艰巨性，因双方都对士人有吸引力。善的一面，是“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而忠于价值献身会带来贫且贱的后果；恶的一面，是富且贵的物质诱惑。怎么办？孔子着重提出一“耻”字——“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要求用羞耻这种道德情感来抵御非正义的物质诱惑。作为道德情感的羞耻，总是诉诸于一定的道德理想，诉诸于一种善概念，羞耻是用道德理想来反观自身，由于自己缺乏或背离了某种他所珍视的美德而羞耻。孔子着重提出“耻也”，就是要求士人时时用“志于道”来反观自身，以善自律，有所不为，洁身自好，绝不受物质诱惑在实际中去扶助邪恶。 孔子高傲的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后来的陶渊明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把这个善恶选择的艰巨性和重要性表达得更加简明：“刍冀有常温，采芦足朝餐。岂不实苦辛，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关键还是那个道。 做到洁身自好，不扶助邪恶，孔子称之为“有所不为”的狷者；狷者比起“中道”、比起进取的狂者，是“又其次也。”换句话说，洁身自好，不扶助邪恶只是正义的最基本要求，仅仅做到这点是远远不够的。孔子碰见的那两个隐士长沮、桀溺，他们还不是在洁身自好。他们明确说自己要避世是因为“滔滔者天下皆是”，即象洪水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才来隐。但孔子并不同意他们的做法，认为他们洁身自好即不仕之后就去与鸟兽同群了。你去与鸟兽同群，那滔滔无道不受任何干扰，不是还会与天齐寿么？孔子说： 乌兽不可与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它的潜台词就是：天下无道，丘必与易已！出仕要易，不出仕也要易。孔子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下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仅仅做到洁身自好，远离污浊，从此对世事不闻不问，那就是未死而已，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洁身自好，有所不为，只是正义的开始，它决不是正义的结束。正义还得体现对非正义的抗击和批判中，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士无可推诿的历史责任。孔子赞扬“隐居放言”，隐居从仕途上退开去，它已没有那么多官场禁忌，复杂关系，从而正给放言提供了条件。就是说，不参政并非无事可为，不参政尚可议政。要求通过议政来维护人类基本价值，批判现实社会的不合理，这是对非正义的一种特殊的反抗。 孔子赞扬议政突出表现在他称赞子产不毁乡校，而那乡校正是个国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的地方。议就是议其善否，或者说，是善善恶恶。批评无道是议，赞扬有道也是议，一生大多时间不仕的孔子就一生都在议，孔子的批卫灵公，批季氏；同时，又赞子产，赞管仲，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批的多是今人，赞的多是古人，颂古是为非今，这是儒家的惯用方法。 议政，表现于言谈的是一种，表现于文字（著述）的又是一种。孔子就留下了一部系统的议政著作——《春秋》，不管是修还是作，也不管是否有那么多的“微言大义”，但其中确实表达了孔子对历史的褒贬，时时政的批评。 （二）身体力行 孔子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追求仁义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作为实现人价值的唯一途径。《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在孔子看来，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是有比生命更可贵的，道便是仁义；当躬行仁义与保存生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