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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家宝在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强调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8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总理温家宝应邀作关于科技发展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我们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科技，有众多高水平人才，这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所在、后劲所在。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温家宝指出，加快科技发展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并赢得主动的迫切要求，是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实现经济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温家宝强调，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加快科技发展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中国衰败的原因在于它军事上的软弱，政府在一系列强敌压境的时候不是直接与之对抗，而是设法用贿赂的办法消除威胁。忍辱退让的政策，证明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可以证明它可以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边界，阻止外敌入侵，并恢复中国900年前曾经有过的那些积极特征，它就有可能再一次给一个世纪冠上中国的名字。除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以外，也许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业绩。上一个1000年，公元11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15世纪之后的衰败和颓废，有政治上的腐败，更有军备上的废弛。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宋朝未能取得汉唐时代的成就，一直表现得萎缩和退让，被多数国人认为是中国历史最懦弱和最令人难堪的一个时期。“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 除上述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宋代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和人文领域的巨大进步，不仅高度开发了读书人的智慧，也促进了身处社会中下层民众智慧的提高。智力的进步和工商业的需要，有力地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前代相比，宋代技术发明明显呈现爆炸性的发展，许多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在宋代成熟运用于生产与制造过程中。因此，到十四世纪之前，中国都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虽然来自中国的发明很多，但对文明带有根本推动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发明于唐代，正式使用于宋代，指南针、活字印刷则被认为是宋代发明并开始使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的高度文明最终中止于蒙古人的入侵。虽然蒙古人仍然使用宋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及工具，但保持高度文明所需要的智力活动以及保持这种智力活动所需要的宽松氛围和人格尊重已经丧失，不可避免地使宋代创造（还有唐代）领先世界的高度文明走向没落。至如蒙古人是否要为中华文明最终的没落负责，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仅这些外国学者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国内的学者甚至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宋代除了给予中国人耻辱之外，还带来了文化上和意识上的全面倒退。很多学者，甚至不少精英都将中国后世的保守归因于宋代的理学。与北宋学术开放性相比，南宋学术，特别在道德和伦理上表现更多的内敛和苛刻。这种学术内容与精神的变化是和南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分不开的。这是文化伴随政治局势的一种自觉和调整。理学愈到后期，愈强调人伦和名节，这是国家危急关头国民保持理性和忠诚的一种客观要求。换句话，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对个人品德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是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应不会抹去，应该对宋代理学抱有较多的理解和谅解。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