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混搭的结尾,一段时代的小插曲.docVIP

　一条混搭的结尾，一段时代的小插曲 昨晚在资料馆看完此片，听有朋友说此片意识如何了得，片尾众骗子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镜头如何“左爆了”云云，我倒不这么看。 　　片尾这场扫垃圾的戏明显是贴上去的，和前面的剧情毫无关系，只是下个结论，表个态度罢了。就像一个人穿了一身长袍，可头上却扣了顶大礼帽，根本就不是一路货色嘛。 　　影片的故事、场景，其实都发生在社会的中上层。伪装的接收大员、皮包公司的老板、公司小职员、交际花，这些人尔虞我诈，最后骗局暴露，破绽百出。本来是个挺流畅的都市讽刺喜剧，可最后却硬生生加了这么个政治“结论”，感觉很不搭调。 　　左翼是什么？左翼文艺观强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这部影片讽刺和批判是有了，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在哪里？一群中产、伪中产窝里斗，即便这伙人最后全军覆灭，那也是自取灭亡，关革命屁事？ 　　按阶级分析，片中只有一个小角色，——那个讨要工钱的老头，似乎可以划为”革命阶级”，可他那幅乞讨的样子，哪里像是要革命的样子？在老婆和孩子都死了之后，这个跑龙套的小角色终于忍无可忍，怒气冲冲地闯进了经理的小公馆，可也不过是扇了经理一个耳光就走了啊。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也看不出神马阶级先进性。众骗子最终要被扫进垃圾堆的结论是有了，可历史必然性在哪里？要说这种影片就是“左爆了”，那实在是没理解左翼。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部影片的编剧不合格。我只是说它还远不够左翼的那个“格”。虽然左翼文艺是可以分级别、分档次的，但这部影片也只能被归为“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是有“进步性”，但更有“局限性”。 　　所谓“进步”是拥护那谁、反对那谁的问题；所谓“局限性”，则是阶级观念甚至美学情调的问题。这种褒贬参半的评价，和那个硬生生的结尾一样，其实都是典型的过渡时期的现象。因为“进步”是相对的，而“局限”则是绝对的。——在一定的革命阶段，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路人，此时可称为“进步”，起码是“不反动”；可是，再怎么讲团结，同路人毕竟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也不是依靠力量，一旦革命跨越这个“广泛团结”的阶段，同路人要挨上一刀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2） 　　《说谎世界》这部影片完成于1950年，这是个很重要的时间坐标。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头，不少影人、不少影片都尝试在新旧话语之间搭建一个过渡的桥梁，但都没有成功，原因无他，还是没有理解左翼嘛。 　　最著名的例子是《武训传》。按孙瑜原来的设想，这本来是个从人道主义立场歌颂武训的片子，可为了迎接革命，孙瑜决定还是加点新内容，于是片中有了武训和周大的对比，有了武训收到黄马褂后发疯的情节，另外，片头片尾还加上了女解放军讲故事的段落。毫无疑问，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武训当然是值得歌颂的，可是从革命立场来看，武训却又不足为训。片尾，作为革命失败者的武训，被放在了人道主义的天空上。两套话语就这么被硬生生拧在了一起。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让革命导师很不舒服。于是，借他老乡周扬的嘴，一个湖南口音的声音从遥远的天堂传了下来——“硬是把个武训捧上了天！”，关于《武训传》的讨论还是应当重视的呀！这群糊涂蛋，成天价胡言乱语，快去洗脑吧~ 　　1950年的中国电影，这种混搭错乱的事情还发生了很多。 　　大师石挥一会儿在《腐蚀》出演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一会儿又在《关连长》中扮起了解放军；赵丹除了饰演武圣人，还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和蒋天流、吴茵一起穿起了干部服；赵丹的老婆，“甜姐儿”黄宗英，除了在《武训传》中穿着军装给小朋友讲故事之外，还言必称“人民”，言必称“转变”，一会儿去北京，一会儿到苏联，俨然已是革命路上的过来人…… 　　最有意思的还是顾也鲁。这位热血影人在香港参加了进步的地下“读书会”，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学了一段之后，这帮人感到身上热血汹涌，实在憋得难受，于是一起来到香港扯旗山，趁周围没有游客，纷纷躺倒在地，用身体排了成一组大大五星图案和两个巨大的汉字——“人民”。在南国的山顶上，一群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那神情，真是肃穆极了。 　　当时的顾也鲁其实是位老板。他和朋友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大光明公司，这帮勒紧裤带，一边到处找活儿赚钱，一边拍摄自己的片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成功了。这群从没见过解放区的电影人，最终硬是把华北农村搬到了香港片场，在港英当局的眼皮底下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给拍了出来。条件有限，风声很紧，但边区政府的办公室、大幅毛像，这些东西都还弄得有模有样。这样的创意、这样的热情，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 　　1951年，大光明终于回到了红旗下，顾也鲁也从此也搬回了上海。只是从此命运多舛，一腔热血也终于变凉了。评定工资的时候，顾也鲁正在《鸡毛信》给石挥当制片，副导演谢晋跑来传达工资评定结果，他支支吾吾告诉顾也鲁：只给您评了十一级，确实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