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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信息公共获取行政问责问题及对策 　　[摘要]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缺乏问责意识，缺失问责机构，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立法滞后。欲完善政府信息公共获取行政问责，应该着力提高问责意识，建立健全问责法律制度，强化异体问责，确立多元化问责机制，完善问责绩效评估制度、问责救济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共获取　行政问责 问责机制 问责救济 　　[分类号]D630 　　 　　1　我国政府信息公共获取问责遭遇尴尬的经典案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两年多来，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行政问责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由于我国政府信息公共获取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为更好地阐述其现状，笔者需要介绍政府信息公共获取过程中公众问责遭遇尴尬的经典案例。 　　2008年5月4日，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自来水公司的黄由俭、邓柏松等5名退休职工向县政府提出公开“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的申请被拒。6日，他们以“信息不公开”为由将县政府告上法庭，要求法院责令汝城县人民政府公开其申请公开的相关政府信息，但在此后的52天内未得到法院立案与否的答复，不得不向省高级法院起诉，最终法院以“信息涉密”为由驳回了这一诉求。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事发不到一个月，瓮安县县委书记等相关领导相继被问责。但据CCTV《新闻1+1》2009年3月25日播出的《问责“官员问责制”》，获悉瓮安县被撤职官员复出，复职原因不详，复职形式不清晰。 　　2009年7月13日、14日，有媒体报道了网上热传的河南开封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直至16日，经环保部门核实确认并没有发生泄漏，而仅是发生“卡源”故障。但在当地，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一些群众于17日奔向周边县市“避难”，致使县城群众出现大范围恐慌。事后河南警方逮捕5名在网上散布谣言的公民；此事件发生一个月尚未出现任何来自当地部门的权威消息，并且有关反映杞县钴泄漏问题的网页一律被屏蔽。 　　2010年8月上旬，网上传出湖南省金浩茶油的若干批次产品致癌物质含量超标的消息。8月20日，金浩公司公开声明“被查出致癌物超标”是谣传。21日，湖南省质监局在当地某报纸刊发“茶籽油生产加工企业专项监督抽查结果”，金浩茶油抽检结果显示合格。30日，有媒体正式披露了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的问题。9月1日，金浩方面发布致歉信，正式承认产品确有致癌物超标问题。面对公众“为什么质监部门掌握金浩茶汕含敛癌物质的信息半年后不公布”的质疑，湖南省质监局以“不公开问题是为维稳”论和“自己无权公开”论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 　　 　　2　我国政府信息公共获取行政问责的问题及成因 　　 　　从以上由于政府信息不公开引发的政府应对群体事件中可知，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共获取的行政问责制尚未得到全面、有效实施，仍存在以下问题。 　　 　　2.1 责任意识与问责意识缺乏 　　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这种保守、落后的“官本位”意识的支配下，各级行政领导干部有权无责，将掌握的政府信息作为本部门的私有财产，为了政务的暗箱操作与权力寻租，不愿主动提供信息，责任意识淡薄。以湖南“金浩茶油事件”为例，公众在事件中一直是被动接受相关信息，并未主动问责质监局，而质监局至今不但没有向公众道歉，而且对待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傲慢似乎“涛声依旧”。 　　与之相对应，公众问责意识缺乏。长期以来，“官本位”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多数公众面对政府和政府官员惟命是从，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单一，信息获取意识封闭，相当比例的公众没有问责意识或问责意识淡薄。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自《条例》实施以来，公众知情权意识虽有所觉醒，但公众要实现自己的信息需求，正确行使自己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在权利未得到满足时主动问责，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2.2　问责机构缺失 　　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对政府信息公共获取情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考核与评估。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机构除了行使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能外，也行使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执行的职能。这些部门在政府信息公共获取过程巾虽然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大多数情况是在政府不公开信息引发重大事件或遭受重大损失时才进行临时问责。如果仅仅由这些政府部门来控制问责权，问责的客观性和民主性就会大大降低。 　　案例中，当申请公开信息不能如愿，公众向有关责任主体问责时，却久久得不到一个答复。尤其是法院对公众起诉政府信息不公开立案难，导致公众问责无门，这也是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