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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科学课程设计取向历史考察 　　[摘要]本文试图对我国近代科学课程设置的历史进行梳理，揭示我国的科学教育课程从无到有，从分科设计模式到综合设计模式的进程，对我们当前开设综合科学课程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课程；课程模式；综合理科课程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8-0094-1.5 　　 　　教育和科学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基本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学说一直是治理社会的主流思想，相比较而言，自然科学一直未占有重要地位。直至近代，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才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中惊醒，试图在教育中、在科学中寻求富强的道路。而科学课程也恰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产生、发展，走向高潮。 　　 　　一、从技艺教育到科学教育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他们利用各种特权创办教会学校、印刷出版大量书籍，将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输入中国。这些教会学校不仅引进了西方近代学制，而且引进西方近代科学主义设计模式下的自然科学课程，主要科学课程有：格致、化学、生物学、天文学、量地及航海技术等等。教会学校科学课程的设立，虽然主观上具有宗教渗透和文化侵略的性质，但客观上对我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和近代科学课程的设计产生了“样本”效应，使中国的科技知识教胃逐步课程化。 　　我国近代科学教育的真正开端始于清末洋务运动，这是国人主动将近代科学技术纳入学校教育内容的科学教育实践。当时的洋务学堂课程安排已经涉及算学、物理、化学等依照西方近代分科主义课程设计的科学课程，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科学教育的先河。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思想指导下，只是孤立地学习西方的某些技术或者抄袭西学的现成的理论，其科学课程多是设计制造及技术的学习，因而这一时期的科学教育仅是“制造的科学教育”，并未真正从技艺教育中独立出来。 　　 　　二、“中体西用”与“近代分科主义”的杂和 　　 　　中日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后起的维新人士接受了洋务派的教训，在学习“西艺”的同时加入了“西政”内容，同时注重基础科学知识的学习。 　　1902年在官学大臣张百熙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的学制系统文件，称《壬寅学制》。在《壬寅学制》中，“寻常小学堂”所开设的科学课程为“算学”；“高等小学堂”所开设的科学课程有算学和理科(自然课)两科；中学堂所开设的科学课程有算术、博物、物理、化学四科。 　　《壬寅学制》颁布后不久即被《癸卯学制》所替代。1904年，清廷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癸卯学制》。在科学课程设置方面，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开设科学课程“算术和格致两科”；中学堂开设“算术、博物、理化二门科学课程”。 　　自此，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近代学制建立时期的近四十年历史风云，我国科学课程以西方近代分科科学课程设计模式为蓝本逐步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指导思想下，统治阶级企图让科学来为经学服务，把科学嫁接到中国封建体制下，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这势必是行不通的。 　　 　　三、从分科主义课程到综合理科课程的初步尝试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改革封建教育。民国初年的课程设计废除了清末的读经讲经课，有些课程名称虽然相同，但课程内容却进行了改革，包含的内容更加广泛丰富。 　　在科学课程设计上，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应开设“算术”，高等小学堂开设“算术”和“理科”(自然课)；中学堂开设“数学”、“博物”、“物理化学”三门科学课程。这一时期的科学课程，仍是以近代西方科学体制为基础的科学课程。虽然“博物”、“物理化学”都具有综合课程学科的倾向而非纯粹的学科科目课程，但“博物”中的植物、动物、矿物；“物理化学”中的物理、化学又被严谨地分化在不同的年级里，如“博物”，《癸卯学制)规定中学堂第一、二学年教授植物和动物；第三、四学年讲授生理卫生和矿物。这样课程就没有丝毫综合和融合的味道。因而这种课程安排仍旧是地道的分科模式，“综合性”只是一种表象，并未突破清末所确立的分科主义课程设计传统。 　　1923年颁布了《新学制中小学课程纲要》。该学制对民国初年规定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学校系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初中采用混合制，自然科学为一门课，教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三门理科教材――物理、化学、生物仍分别编写；另一种是三门科目混合成一门理科，合编教材，其内容主要是物理、化学、生物，各占约1／3，还有矿物、气象、地质等内容。 　　综合看这一新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