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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挑战 　　挑战一：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_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部分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蔡?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从近期媒体报道的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内陆一些地区“拦截”外出打工人员的事例，也佐证了这一点。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挑战二：高储蓄率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40％，过去30多年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数据显示，储蓄率与抚养比呈现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发生改变。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67亿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1亿人。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到202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2.34亿人和1.64亿人。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将会出现向下调整，并将影响到投资率的变化，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挑战三：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对向我出口技术进行严格限制，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上世纪80和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提高20个百分点，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挑战四：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历史高点。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同处东亚地区国家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产能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挑战五：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