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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华战斗时光 　　【译者的话】201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同时也是俄政府确定9月2日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第一年。由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高调访问中国，并会见当年一起抗击过日本法西斯的中苏两国老战士，使得俄国内挖掘当年苏联援华战士档案的活动出现高潮。2010年10月，旅居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的退休工程师亚?弗?塔本琴科向俄武装力量中央博物馆赠送一本厚厚的日记，里面记载了他的父亲，原苏联退役炮兵少将雅?米?塔本琴科当年参加保卫武汉、重庆等中国城市的战斗经历。以下文字译自俄罗斯《军事历史》杂志披露的部分日记内容，保留第一人称叙述。 　　 　　“好样的，俄国兄弟!” 　　 　　1938年1月，从捷尔任斯基炮兵学校毕业的我作为苏联专家组成员，来到战事正酣的中国，按照“伟大领袖”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的互助协议，苏联承担了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国际义务，???我就是援华大军中的一个“小人物”。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恳求苏联最优先提供三类人员，其中第一位是飞行员，第二位就是高炮顾问，因为日本人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在我们来中国前，苏联援华的第一个高炮指导小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还牺牲了。我们组里共有五个人，分别是鲁特科夫斯基、丘亚绍夫、戈尔季延科、我和另一人，很遗憾第五个人的名字没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与诸兵种合同顾问亚?弗?瓦西里耶夫在一起，很快被派往另一个战场。苏联援华总军事顾问是米?伊?德拉特文，但他很快就被亚?伊?切列巴诺夫替代了。 　　在我看来，1938年的中国大地几乎是日本飞机的“乐园”，它们近乎自由地袭击任何一个角落。而国民党的防空兵力都部署在大城市周围，与其说它们是城市的保护伞，倒不如说是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像当时处在中日大会战核心位置的大都市武汉，中国军队居然只有区区几十门德国和英国高射炮凑合使用，它们甚至够不着日本人的飞机，至于与日军在武汉外围血战的中国地面部队则根本得不到高炮掩护。因此，当我们专家组和五个苏联高炮连来到武汉前线时，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中同军民都在高喊：“好样的，俄国兄弟!”(当时在口语中仍称苏联为俄国――译者按)随我们来到武汉的装备物资主要包括几十门76毫米口径高射炮(每门炮还外带一根火炮衬管，以延长高射炮的服役期限)、先进的PUAZO－1火力指挥仪和4万发炮弹，当时苏联共出动40架飞机才将这批装备运完。为了保证高射炮在山区和湖泊纵横的华中作战，苏联还运来30台“共产国际”牵引车，作为运输工具。另外，苏联还向中国转交4个探照灯站和2台测音器，以保证夜间射击。 　　按照上级要求，我和鲁特科夫斯基留在武汉，其他人则被派到其他前线。当我们到达武汉时，这里的情况已非常危急，从江西和安徽方向杀来的日军离武汉已不远了。武汉每天都上演着激烈的空战，尽管苏联援华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努力阻击日机，但由于数量太少，仍有不少日机突破阻击进入武汉市区轰炸，而中国地面高炮部队表现得并不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苏联武器不熟悉，包括连长和排长在内，所有人在使用苏联装备时都手忙脚乱，也不知道什么是射击校正。更让人懊恼的是，高炮部队与空军歼击机部队之间从未搞过协同作战训练，一度发生过中国高炮击中自己飞机的恶性事故。 　　我们的任务就是教授中国官兵正确使用这些防空装备，同时组织他们与歼击机部队进行协同作战，指导连长排长组织反突袭作战。同时，还专门对指挥员进行了观察与射击校正的训练。应该说，中国人的学习精神还是非常强的，我与中国高射炮兵指挥官黄振秋(音译)合作，集中精力训练中国炮兵，很快，中国高射炮兵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起色，尤其是鲁特科夫斯基和我亲自指挥的第9、10教导连表现出色，击落多架日本飞机，迫使日军大幅度减少白天空袭次数，转而以夜袭为主。 　　1938年秋，武汉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国民政府作出所有部队撤离武汉的决定，部署在武汉的高炮连也都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逃亡之路，苏联援助的“共产国际”牵引车拖着沉重的脚步告别了武汉，将笨重的高射炮和大批人员顺利地运过鄂西山区。 　　 　　冒险开灯营救中国飞行员 　　 　　1939年后，随着中日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切列巴诺夫向蒋介石建议，利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加强战争准备和后备力量的培养。为此，我被派往重庆防空兵学校，主要为中国培养高炮指挥员。学校里原来只有研究德国高射武器的教学大纲，因为此前中国只引进德国装备，苏联的器材、射击规范却是空白。于是，我和几个中国翻译顶着重庆的酷热和日机的频繁轰炸，抓紧翻译修订教学大纲，让学员掌握苏联技术。根据我的建议，学校成立了一个教导连，人员全部由士官组成，装备苏联武器，部署在前沿阵地上，一边学习一边作战。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在战斗间隙对他们进行教学辅导，培养了一批火炮班长、器材班长、通信班长和侦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