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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严济慈 　　严济慈先生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开创人和我国光学仪器工业的奠基者之一。1980年任中国科技大学(下文简称“中国科大”)校长，1984年任中国科大名誉校长。严济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任职38年。其子严武光研究员回忆了严济慈先生在中国科大的一些往事，介绍了严济慈先生领导和参与CUSPEA活动，我们可从中管窥严济慈先生的工作态度。 　　 　　严济慈与中国科大 　　 　　问：请您谈一谈您的父亲严济慈先生在中国科大的往事。 　　严武光：我1952年上大学，1954年就去了苏联，在苏联待了11年，1965年才回国。我回国就到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由于单位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家里的联系也很少。直到1978年以后，我调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才经常回家看望父亲，对父亲的了解也多了一些。 　　科大创建的时候，父亲(严济慈)在科大授课，我听不少人说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后来他担任了副校长。他对于科大的事情非常认真，抓得非常紧。华罗庚也是科大的副校长，但是父亲在科大花的时间比华罗庚要多，那时父亲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科大了。父亲在科大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面有一间他的休息室，他到科大办公、授课，经常要花很长时间，由于我们家住在北京火车站，离科大很远，所以他有时候就在办公室里睡觉。(编者注：中国科大1958年创立于北京，1969年迁至安徽。) 　　问：文革期间，严老有没有受到冲击? 　　严武光：他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冲击，因为周总理说过“竺(竺可桢②)、吴(吴有训③)、严(严济慈)”三个是要保护的。我听父亲说过，有一次，有人按我们家门铃，我父亲开了门，进来几个年轻人，他们什么话也不说，直接对着墙上挂着的电话走过去，把电话摘下来就拿走了。我父亲当时正在抽烟，看到这些非常生气，把烟“啪”的一下就扔了，从此以后不抽烟，戒烟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文革期间发生的，大概是1975年。那时候，胡耀邦④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职务之后没有多久又被打倒了，造反派将他从大连抓回了北京。有一次，我父亲去办公室，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偶尔去那么一次。他一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几个造反派在里面审问胡耀邦，父亲赶快把门关上退了出来。他出来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这样对待胡耀邦呀!于是他又推门进去，大摇大摆走向他的办公桌，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审问的造反派站起来了，我父亲装作有事情的样子，坐到办公桌后的凳子上，然后对这些造反派说：“你们走。”造反派一看这种情况，只好从父亲的办公室里面出来，领着胡耀邦走了。胡耀邦后来说那样他就没事了，造反派把他送回了押管的地方。 　　问：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大有一批老师要求把学校搬回北京，对于这件事，严老有什么想法? 　　严武光：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牵涉高能所，因为科大在玉泉路的老校园有一部分当时已经被高能所使用了。曾经有人在他面前说过这件事情，他说“我赞成啊，把科大搬回来嘛。”另外，我父亲积极支持中国科大建设同步辐射加速器。1984年11月20日，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奠基，父亲还特地去了科大一次。那时候我母亲张宗英刚去世不久，但是我父亲还是要如期到科大去，他对科大的感情非常深，他非常重视科大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这件事。那时候，有人怕父亲支撑不住，就让我陪着父亲去，所以我陪着父亲到了科大。到了科大，包忠谋⑤和姚志元⑥陪着我们参观了一下，西校区还是一片农村，已经盖了一些房子，但是加速器还没有开始建设。同步辐射实验室奠基的时候，那片空地上有一块奠基石，奠基石上面的字也是我父亲写的。 　　 　　严济慈与CUSPEA 　　 　　问：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严老和CUSPEA(7)的事情。 　　严武光：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⑧教授到北京举办两期物理讲习班，期间他和我父亲讨论了培养中国未来物理学家的问题，后来就产生了CUSPEA计划。李政道这个人很热心，他在科学院做了很多报告和讲座。有一次，李政道到我家里来看父亲，和父亲谈了如何培养年轻人的事情。我父亲对他说了当时出现的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有些院校教授表示，说他们可以出钱邀请中国学生去美国做研究生，但是有一位中国官员表示，大概意思是中国不需要美国的施舍，不要他们的钱，我们派人出国留学自己会给钱。结果，周培源⑨到加州理工学院作报告的时候，把那位官员说的话讲出去了。这样，美国那些热心的教授很不理解，资助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事情就停了下来。我父亲是自费留学法国的，是靠几位老师的帮助才完成学业的，他知道留学生的难处，所以主张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他对出现这样的情况很不满。 　　于是，他就对李政道讲自己留法时的艰难，现在人家一片好心，有很好的机会却浪费了。李政道听了以后，当时并没多说，但是他很热心，回美国以后就留心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