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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马彦祥与洪深 　　小戏迷初中辍学考复旦 　　 　　1923年秋，在北京二中读初中三年级的父亲(马彦祥)，已经迷上京剧，晚问经常独自外出看戏，时任北大教授的爷爷(马衡)屡禁不止，便下令把大门锁上，结果父亲仍是痴心不灭，竟翻墙而去。后来索性彻底摆脱爷爷对他的管束，留书一封，中断学业离家出走；找到他的戏迷朋友张?子，在张的介绍下开始为《维那斯》杂志做校对，后又为上海《时报》撰写“北京通讯”，在琉璃厂一带租了一问公寓，晚上仍经常去地处不远的大栅栏戏院看戏，过起了自己的“逍遥日子”。爷爷对他也无计可施，毫无办法。 　　当时奶奶并没有住在北京，她由于不习惯北方生活和气候而常住上海。1925年旧历新年前夕，奶奶回京后发现父亲已离家出走一年不归，大为震怒，先把爷爷痛斥一顿：“你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还有什么用。”遂“下令”爷爷把父亲找回来。爷爷一向??奶奶温良恭俭让，只好请同道好友徐森玉先生，带了四叔文冲和_三姑马晶到琉璃厂把父亲找回来。奶奶见了父亲二话不说先痛打一顿，然后命他去给爷爷赔罪。按照奶奶定下的家规，父亲是要下跪的，而倔强的父亲在爷爷面前立而不跪，只叫了一声“爹爹”，再也不语，把爷爷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嘴唇发抖。后来父亲还被奶奶关了禁闭。鉴于这种状况，奶奶告诉爷爷：“既然你管不了‘履儿’，我把他带走。”父亲便随奶奶到了上海，在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情况下，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 　　后来父亲一直以此为资本，在子女面前自我炫耀：我没读过高中就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在父亲的《年表》中，堂而皇之地写着北京大同中学毕业，大同中学乃今日之北京第二十四中学，也是我的母校，而我从不曾听说当年大同中学有过一位叫马彦祥的戏剧家校友，后来才知道，父亲报考大学用的高中毕业证书，是他托张?子弄到的大同中学开出的假高中毕业证书：父亲曾告诉我：“你爷爷对我痴迷京戏非常反对，他曾问我，‘戏’能养活你一辈子吗?”接下来父亲又不无得意地说： “想不到你爸爸真的吃了一辈子戏，还当了‘戏官儿’。” 　　 　　父亲在复旦剧社的演剧活动 　　 　　父亲在复旦除学习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程外，着重选修了外国文学系洪深、梁实秋教授的有关戏剧课程，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戏剧理论基础，也由此开始走上话剧艺术的舞台。 　　1926年夏，洪深教授为了让学生有实习的机会，创议成立演剧组织“复旦剧社”，父亲积极参加剧社的活动，成了该社的中坚分子，他参加演出了熊佛西创作的独幕话剧《青春的悲哀》和田汉作的《咖啡店之夜》等。通过演出实践，学习了有关编剧、导演、表演以及剧团管理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剧团早期活动由于学校没有女生，故女角色只好由男生扮演，父亲就是从男扮女装开始走上戏剧舞台的。洪深对男扮女装深恶痛绝，因此，他多次拒绝参加剧团活动，学生们为此给他起了别号“老夫子”，这个尊称竟伴随了洪深一生。1928年春，复旦大学招收了女生，洪深先生也在教务繁忙中来剧社担任导演，使剧社更为活跃起来。他第一次为剧社导演的是喜剧《女店主》，父亲参加了该剧演出，由于演出成功，决定在校内体育馆(原址在今500号大楼与物理系之间，淞沪抗战时毁于日军炮火)正式对外公演，门票每张2角，这是复旦剧社首次对外公演。继《女店主》之后，剧社又排演朱端钧译的《寄生草》一剧，洪深先生再次担任导演，由于受到社会好评，又到杭州公演，场场满座。 　　父亲晚年回忆，复旦剧社是由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洪深直接领导，于1926年下半年成立的一个学生话剧团体：当时洪深在外文系是专门教授戏剧课程的。听他课的学生相当多，父亲也是其中之一。1927年那一学期，洪深开了一门课叫“戏剧技巧”，是专讲编剧技巧的。他非常强调戏剧的演出效果，主张学习技巧必须要通过演出实践。他在班上提议要在课余成立一个演剧的实习组织，凡愿意学习编剧技巧的同学都可以自由参加。他还把这个组织定了一个英文名称，叫作“AIWORKSHOP”，意思是“舡厂”(A堤教室的号数)。开始时参加的同学并不很多(因为听课的人不一定都是愿意从事编剧的)，父亲记得起来的有朱端钧(现在上海戏剧学院)、杨善鸣(现名杨畹农，在上海戏曲学校)、唐远藩、陆庆森(现在上海黄浦区人民银行)、蒋汝堂、吴树德和父亲等十几人。报名参加的人中没有女同学，演出实习发生了困难。因此1926年冬举行第一次实习时，洪深就选了他自己创作的《赵阎王》一剧，因为这个戏里没有一个女角色。实习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由洪深指派角色及舞台工作人员。那一次排练是由洪深白任主角赵阎王，杨善鸣演营长，唐远藩和父亲分别担任两个士兵，全剧就四个角色。洪深结合排演，给他们讲解戏剧技巧的运用。这样的学习方法，大家都很感兴趣。戏排成熟以后，洪深说要对外公演，而且要到上海市内的剧场去演出。这样，“A132厂”的名称就不适用了，于是才用了“复旦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