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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中巴金和《家》 　　[摘要]分析新文学史和作家创作意图之间的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以巴金的《家》为例分析新文学史以政治倾向作为评价作家和作品的标准；二，分析作家政治影响下调整自己有关创作意图的叙述，以此证明新文学史所关于作家作品的阐释具有很强的遮蔽性，甚至与作家真实的创作状态和文本自身的内涵相差很远。 　　[关键词]文学史叙述；文学文本；创作意图；审美性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64-04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难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这就造成了文学史中一定缺陷。文学史抒写以政治倾向为标准评价作家和作品，这隐藏了文学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并且以政治倾向评价作家与作品也影响了作家对于自己创作意图的叙述，且导致文学史叙述以作家意图为出发点对于文本进行“经典式”解读，限制了读者对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解读。 　　 　　一、文学史中的巴金 　　 　　在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史对经典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选择和阐释是最重要的内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未对鲁迅以外的作家明确定性，其所重者乃是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的作品创作，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稳妥和“本位”(相对于后来向政治史、思想史靠拢的文学史而言)的策略。在丁易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巴金则归于“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感到失望和愤怒，另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革命力量又认识不足，不能用阶级方法去研究社会人生”，因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采取了旁观的态度”，是“既不愿和反动文人同流合污，却也不愿走进革命文学阵营，仍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阶段上”的“小资产阶级作家”。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巴金是“文学界一位产量最为丰饶的作家”。但因其巴金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等原因，自然比其他几位“大师”略逊一筹，被纳入“民主主义作家”的行列。由此形成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等级序列。依照“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指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他们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可能发挥的政治效用”的标准，作家被划分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反动作家”等类型。对建国后的文学实践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新时期文学史对篇章布局再次予以了调整：1979年“唐驶本”设专章者减少为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人，巴金、老舍、曹禺合为一章，瞿秋白、赵树理为专节。同年出版的一批著述同样只保留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专章。1984年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将鲁迅、郭沫若、茅盾与巴金、老舍、曹禺同列为专章，这可视为作家评价变化的一个信号，后三人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和提升。同年冯光廉、朱德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和叶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均同此处理，在章节设置上突出“鲁郭茅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在章节设置上也取得了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等的地位。至此，文学史巴金作为“六大家”中的一名被认定并真正稳定下来。 　　关于巴金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问题，人们主要是探究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巴金的创作之间的联系。由于无政府主义是被界定为“反动”性质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积极内容说，若不是想要恢复旧时的生产和交换工具，亦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就是想要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工具勉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里去。他在前后两种场合都是既反动，又空想的(见《共产党宣言》)。。所以在新文学研究里，巴金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此，巴金自己也是讳莫如深的。 　　关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新文学史中有把无政府主义与曾受过这种思想影响的巴金之间划等号的评述，如丁易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就指出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里“所指出的反抗后之出路却仍是他那虚无主义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革命”。刘绥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初稿》中谈到《家》时也说，巴金的“非科学的思想信仰(安那其主义)限制住了他”，所以《家》中的反抗是“没有组织领导”的，没有“作为行动目的的革命理想”。这样的评价在其它一些文学史著作中也有出现过。如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有写到：“但是总的来说，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以及作品所写的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写得还是不很充分的。”在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有“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春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