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毒化政策.docVIP

日本侵华时期的毒化政策 　　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在“满洲”的殖民机关除了以野蛮的屠杀和奴化教育来加强对我国东北人民的统治之外，另一个毒辣的手段，便是拼命推行毒化政策。 　　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些日本人已在我国东北进行贩毒活动。1933年，日本关东厅公布了“鸦片专卖法”，并且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使鸦片的种植、经营、吸食都合法化。专卖公署以利诱和强制手段，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停种大豆高粱，改植罂粟；伪满政府也对种植鸦片进行奖励，没过多久，许多地方便遍地罂花，处处芙蓉，整个东北不久便成了毒化世界。据当时统计，鸦片专卖法公布之后两年，东北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已达1066500余亩，平均每年生产鸦片达500至600余吨。 　　当时，日本人在吉林省的四平市西面的八面城建立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名为“制药中心”的制造白面、海洛因的秘密基地，毒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散到东北各地乃至关内。后来，拥有海陆交通便利的大连，成了日本在东北的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东北的鸦片产量不仅可以满足当地烟民的需求，甚至可以供应中国大部分省份。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的军事政治势力侵入华北地区，毒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于短短两、三年之内，日本便在北京、天津及华北各省建立了杀人不见血的毒化密网，天津则成了日本人制毒、销毒的大本营。这时，日本人的贩毒活动已逐步扩大到山东、河南、陕西、上海、湖北、福建等地。在这些省份，无论大小城市，只要有日本人，就会有烟馆毒窟，或毒品秘密销售点。据当时调查，在天津日租界的蓬莱、福岛、伏见等街道，白面庄和吗啡日本的毒化政策得以实施，主要靠大批的浪人及朝鲜游民。此外，一些汉奸也投入了贩卖毒品的行列。1932年以后，东北地区的烟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几乎每条大街都设有烟馆和毒品发售所。注射毒品的小摊子更是随处可见。瘾士们和初学吸烟的人可以在摊前接受皮下注射，男女老少都可享受一下吗啡、可卡因、海洛因的滋味。少年儿童在价格上享受优待，每注射一针只需一、两角钱。有些售毒的小店极为简陋，售毒人只是在板壁上开一个小窗，因为太穷而进不起烟馆的烟民，只需轻叩一下窗门，店主便将小窗打开，烟民捋起衣袖，将胳膊伸进去，手上放上两角钱，店主取钱后，便在他臂上注上一针。 　　在东北的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城市，都设有制造吗啡、海洛因、白面及其他毒品的工厂。这些工厂制造出的毒品，都标明“日本军用品”字样。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汉口等地，毒品均运交日军司令部，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则运交日本领事馆。日本军舰在中国沿海运送鸦片，日本炮舰则在中国各大内陆河进行转运。 　　东北既然是日本人生产毒品的基地，这一地区的烟民数量自然多得惊人。据日方于三十年代发表的数字，全部登记的烟民达1300余万（这个数字可能是几年的累计数字，作者注）占东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以青年为多，约占吸毒者总数的72％。由于东北的沦陷，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为了排遣国破家亡的苦闷，便用鸦片、白面来麻醉自己，聊慰精神上的痛苦。一些日伪军官也以烟馆作为麻醉的场所，茶余饭后，多半到那里去消愁解闷。哈尔滨一个名叫“青云阁”的鸦片零卖所里有一副对联：“千灯罗列，众生共颂王道政；一榻横陈，与尔同消万古愁”，便是大部分烟民精神状态的写照。 　　日本在华北地区推行毒化政策的大本营是天津。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后，不到三年，日本人便建立了从天津到中国内地以及远东每个角落的秘密运输线。整个日租界，成了鸦片贸易和毒品制造的中心场所。在天津市区，烟馆、白面房子比比皆是，加上兼营毒品的药房、洋行、旅馆等场所，共有两百多家。在大街小巷或饭店旅馆附近，行人总会闻到烧鸦片的香味。烟灯烟枪等一切吸毒的用具，都可以在商店里公开陈列出售。在法租界与日租界交界处，有一条秋山路，属于日租界的那一边，所有的洋行都是烟窟。从早上7时到午夜，只要随便走进一家洋行，都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吞云吐雾，人力车夫、小商人、机关职员、小官僚等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到了寒冷的冬季，毗邻日租界的南广兴大街和东马路一带，每天早晨总要抬出几具甚至几十具烟民的尸体。他们大多是因长期吸毒或瘾发时无钱购买毒品吸食而死的。 　　与天津毗邻的北京，也成了毒化的世界。日本人在市区强占民房和歇业的旅馆，用来开设烟馆、白面房子和赌场，售毒的店铺日益增多，充塞大街小巷，其数量多达300余处。在哈德门街附近的一座饭店后面，有一座日本人开的两层楼房的烟馆，到他那里购买或吸食毒品的中国人每天至少有400人以上。仅苏州胡同一处，销售毒品的店铺和烟窟就有10余家之多。日本人和朝鲜游民开设的烟馆、白面房子、什么东西都要，衣履杂物、自行车、甚至小孩，都可以用来作为抵押，换取毒品。结果使得在北城（北京当时的贫民区）和西郊一带，偷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