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精神转型契机.docVIP

未来30年精神转型的契机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北京上大学时，校园文化格外活跃和多元。一个夏日的傍晚，英文系的两名女生竟把一位年轻热情的美国基督传教士领到我们宿舍来，说是大家随便聊聊宗教和信仰问题。 　　对我们这样在中国文化、教育、政治和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宗教信仰当然是相当有趣但又陌生的话题。不过讨论很难展开，因为我们首先提出的， 一定是诸如 “真有上帝吗？ 你见过上帝吗？”“上帝在哪里? 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类的问题。 　　这也让传教士颇有些措手不及，在西方他很少会遇到这种不应是问题的问题。但我们却对以上问题锲而不舍，按照我们的文化与世界观训练，一个人或事物见都没见过，形而上地虚无缥缈，又如何去相信与追随呢？ 　　若干年后，笔者在美国读到一本宗教书籍，其中的一段令人茅塞顿开，大意是：“如果有人问你‘相信上帝吗，见过上帝吗？’你不妨反问‘你相信爱情吗，见过爱情吗？’……” 　　笔者在此不拟讨论宗教问题，只是想揭示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人除了物质世界的层面，还有精神世界的层面，如果忽视甚至否认后者的存在，不能经常有效地拓展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境界，那就相当于瘸腿走路，可能失足跌倒。 　　 　　“什么都不信”不是好事 　　 　　以物质和精神发展为参照系，从历史上不难发现三大消长模式：欧洲是精神发展先行一步，突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束缚，为人类开创了以科学创造、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等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先河；新大陆的美国则将现代社会形态的物质与精神同步提升到大生产和体制化普及的程度；当代新兴发展国家如中国在物质层面大步追赶，但在精神层面却相对滞后。 　　过去30年里，笔者曾遇到许多中国年轻人理直气壮地宣示：“我什么都不信！”作为对先前极左路线和教条盛行的一种矫枉过正，如此宣示并非不可理解，但如果把信仰和精神的空白坚持下去并引以为荣，福兮祸兮就难以预料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缺乏系统的宗教思想和操作，但其实并不乏对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视与追求。譬如孟子就认为人世间有两种“气”必须修养，一种是关系到人和人之间的 “气”， 是道德的价值；还有一种是关系到人和宇宙之间的“气”，代表超道德的价值，孟子称其为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见 《孟子#12539;公孙丑上》） 　　这里孟子主张人心当与宇宙沟通，某种意义上和宗教主张的与人格化的宇宙――上帝沟通，确有异曲同工之要义，其目的都是试图扩展人的精神境界。在西方，注重精神发展酝酿出现代科学的探索和追求，发达的精神意念激发出人更强烈的发明和创造性，这一切都有助于提升整个文明与社会的发展高度。 　　而现代中国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要同时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值得指出的是，物质文明比较容易界定，精神文明在社会和文化激烈转型的过程中有时却变得观念及价值紊乱，难以准确把握。 　　 　　两大机制：精神唤醒与精神发展 　　 　　所谓精神唤醒，用中国概念表示，可称为“开窍”；用西方的术语表示，叫作“启蒙”。“启蒙”英文是“enlightening”，意思就是要照亮人的心灵，而中国人常说“心中一亮”， 也代表着心灵和意识的幡然醒悟。 　　在西方，精神的最初唤醒主要是通过宗教活动完成的，教堂、教会、寺庙等设施散布在全社会，与心灵有关的神化传说、文化艺术、教育熏陶等相当普及。 　　而精神得到唤醒之后，还有一个不断修养提升的过程。这时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多元的环境和创新机制，鼓励自主选择和推陈出新，而须杜绝诸如“政教合一”引发的强迫或“自上而下”所造成的扭曲。 　　所谓“政教合一”，是以国家权力和政治权威来强制精神和心灵，从而窒息了开放和自主的选择；而“自上而下”的文化则是过于崇拜偶像和权威，推行等级与壁垒。这些都必定导致心灵动感和创意的逐步丧失，以及精神智慧的低水平慢性徘徊。 　　如已经指出过的，中国文化并不具备强烈的宗教因素和背景，本来主要依靠传统哲学及文化开启大众的心灵，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曾成就了中国文化哲学的辉煌时代。但随着主流传统哲学如儒学被规定为唯一正统的意识形态，实际造成了类似“政教合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及文化恶果。而现代中国虽在建国之初做到了万象更新，但后来一度不幸流于滥用政治教育来取代常识性的精神启蒙，而事实反复证明政治灌输并不能代替启蒙教育。 　　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取得了显著发展, 但仍缺乏恒定有效的精神唤醒机制，以至于许多人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缺乏自主意识，最终可能造成民族总体文明竞争力的削弱。 　　而中国的精神发展机制，其多元与自主选择性在过去30年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高端的开放与创新层面依旧乏力，现存的几大精神价值取向之间颇多冲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