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租界印捕风潮.docVIP

旧上海租界的印捕风潮 　　印度巡捕在租界的出现 　　 　　1854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建立不久，即组建了负责在租界中管理道路交通、维持社会治安、调查犯法行为等的“巡捕房”。 　　起先巡捕房所雇佣的人员都是西人，其中以英国人为主。由于西人巡捕的薪水较高，为节省开支，1865年4月开始招聘华捕(华捕的薪水只有西捕的四到六分之一)。近20年后，印度巡捕开始出现在巡捕房中，但数量不多，促使工部局进一步使用印捕真正的原因是中法战争的爆发。 　　那次战争发生在1883年12月到1885年4月之间，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因此而担心，“在租界内发生骚乱”。工部局董事会指示(捕房督察长)麦克尤恩上尉，命令所有巡捕进行特别戒备，以监视那些中国的流氓无赖或土匪，注意防止人们集会，以便在发生非常情况时能尽早报告。工部局尤其担心中国民众可能会对在沪法国人或外国人发生有所不利的行为。而住在租界越界道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的西人更是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打算出钱给工部局道路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派巡捕来保护他们。道路委员会觉得单独增派西捕，从费用上说非常紧张；而派华捕，在那种情况下也不太合适从费用及利害关系来讲，这时使用印捕就比较合适了。1884年8月11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道路委员会建议，考虑到“静安寺路上”的70位居民每人每月将认捐5元钱以支付上述费用，董事会应派出14个人在夜间巡逻这条马路，同时应把卡德路(今常德路)拐角的平房租下来当作捕房。 　　董事会表示，愿意立即派去6名印捕，并准备打电报到香港，要求再派12名巡捕来，这些人将由一名两人巡长和一名华人巡长指挥，其全部人员的薪俸总数为每月350元。 　　会议通知道路委员会：工部局将指示督察长为对这些马路巡逻三个月进行安排，并授权他雇佣多至18名印捕，以及租用在沪外侨本杰明先生的平屋，一切费用将由工部局提供。印度巡捕就这样开始批量出现在上海的租界中。直到1885年2月底静安寺路不再需要巡逻时，工部局的董事们由于对印捕的表现感到满意，因此决定继续留用他们，而且决定在捕房中继续增加印捕数量。此后印捕逐年增加：1901年时168人，1907年416人，1915年567人，1934年达到了634人；以后略有减少：1940年557人，1942年465人。 　　 “红头阿三”称呼的由来 　　 　　这些印度巡捕，在旧时上海，被人们称为“红头阿三”。为何有此称呼，有几种说法。一说见于1922年出版的《沪谚》，该书认为印度巡捕头上缠着红布，面色好像黑碳，因此就被人称为“红头黑碳”，后来被讹读为“红头阿三”。不过在上海方言中，“阿三”与“黑碳”，在读音上还是有点距离的。一说认为印捕进入捕房，晚于西捕、华捕，因此地位要低于前二者，故被称为“阿三”，至于“红头”，不用多讲，就是头上包着红布。这个说法，也有点勉强。印捕进入捕房的时间确实晚于前二者，但地位和华捕差不多，在薪水上还要高一些。在招募印捕的那段时期，华捕最低的薪水是每月10元，而印捕是每月15元为最低。另外，在一般市民印象中，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属于亚洲；但对其人种，总有意无意地认为偏向于欧洲。印度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上海工部局的西人不是这样看的，1893年，工部局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铸造银质纪念章和铜质纪念章，决定将银质纪念章授予工部局职员和捕房中的欧洲籍成员，捕房中非欧洲籍成员发铜质纪念章。结果，印捕拿到的是铜章，于是有40名印捕将铜章退回。“因为印捕认为他们应与欧籍人员一样得到银质纪念章，故拒绝接受。”(《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1卷第616页，1894年4月10日)另外一说是认为由印捕的“口头禅”及管理道路时的态度而来。那些印捕，都是印度锡克族人，长得很高大，脾气好像也很大。在管理道路交通上，常常很凶悍。比如1891年10月6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收到E.P.威克姆先生的投诉，称其在上月19日晚上10时到11时之间，乘坐一辆人力车沿福州路由西往东去时，76号印捕前来拦阻，并非常粗野地将他推到一边，说“不能走”。由于他不知道有法律规定不能在这条马路通行，所以他打算继续前进。这时这名印捕又将他推到一边，他亦回推了印捕一下，使印捕倒地，此时第90号印捕看到这一情况，便跑过来殴打他的头部，并用脚踢他。接着这两名印捕不顾他提出愿意跟他们一起去中央捕房的要求，将他拖往老闸捕房。途中，他们遇见了霍华德巡官，才被允许离去。威克姆指控第76号印捕虐待他，第90号印捕野蛮地踢他。 　　对于威克姆先生的投诉，董事会的意见是：印捕只是执行命令，制止威克姆先生在这条路上由西向东行驶，如果他要对两名印捕提出任何申诉，他原应立即进行，并在捕房揭发他们。 　　显然，印捕的粗鲁行为得到了工部局的偏祖。对西人尚且如此，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