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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城市民族经济的特征及其成因 　　[摘要]城市民族经济是影响城市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民族所有的圈子经济，在组织、市场、资源网络等方面与城市主流经济系统均有所差异。城市民族经济制度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对城市民族经济的特征及其成因进行考察，以明确城市民族经济的市场地位，这对提高城市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经济；圈子经济；生活质量 　　[作者简介]陈云，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武汉大学社会学硕士；林兰芬，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中圈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8―0017―04 　　“城市民族经济”这一提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能否将民族――一个人种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其二，如果“民族经济”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它是否包括对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的经济描述和分析。 　　关于前一问题的争论，虽然尚未定论，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鉴于民族意识的顽强存在和各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差距，在多民族国家中提出民族经济，它便可“游离于欧洲传统的国家框架之外而指向具体的民族存在”。对此，王文山(2005)指出：“当经济发展过程存在民族利益实现状况的差别，并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整体相对滞后时，经济发展指标所反映的就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被涂上民族关系的政治色彩，成为诉求民族平等正当利益的依据。因此面对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在经济理论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必然产生对经济发展制度安排应采取因地因民族制宜的要求。”“经济生活的民族差异对经济理论的普适性提出挑战。对政策措施‘一刀切’的抨击，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但是，在部分学者看来，民族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民族性，只有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才存在民族经济。在非民族自治地区，由于长期杂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深入融合而逐渐失去了各自的民族特点，所形成的是一般地??经济而非民族经济。正如迪尔凯姆所说，种族的特征属于生理和心理的范畴。如果心理现象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发挥它们具有的因果效用，则社会生活就应该随着种族特性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发现一种社会现象是完全依存于人种的。因为心理因素不能决定社会形式，所以它就不能解释任何一种社会形式。按照这一逻辑出发，城市作为少量少数民族人口大散居、小聚居的地区，并不具备形成以民族为自变量的特殊经济形式的条件。 　　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社会事实为准绳。社会事实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一种独立于个体的自主存在的社会实在。在这里，它特别指代在城市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城市民族经济作为一种族群所有的圈子经济是影响城市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前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城市民族经济特征的探讨。 　　 　　一、城市民族经济是一种族群所有的圈子经济 　　 　　产权性质是社会经济性质的判断标准。目前，城市少数民族采用的最主要、最常见的经济生产方式是开办“家庭企业”或“家族企业”。武汉市的回民饭店、土家菜馆、新疆风味饭馆等都是少数民族利用本民族的特色饮食风味，雇用本民族劳动力在城市中创建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单位。这种典型的族群所有经济的特点是族群自我雇佣，老板自兼雇员，老板、出资人、不支薪水的家庭雇员皆为同一族群成员。它首先决定了该经济系统内部经济主体的自我创业性和产权的私人(家)所有性。所有制性质与民族身份的结合排除了非本民族所有的经济形态。与此同时，城市少数民族创业人口尽管在城市地理空间内总体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但是因为有一定数量的由本族群所控制且雇佣大量本族群成员的企业相互呼应，因而也就形成了族群所有的圈子经济。现代经济学认为，土地、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市场等都可以视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族群所有的圈子经济因为更多的是按族群的特殊性运行，所以在经济要素的诸多方面都与城市主流经济存在明显区别。 　　家庭企业是少数民族在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为了延续文化和增强集体认同而采用的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爱森斯塔指出，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城市少数民族家庭企业的管理遵循亲情原则，管理人员和主要劳动力主要由家族成员构成，一家之长也是企业的最高管理者，支配着企业的重大决策过程。通过这种家族掌控和管理，家庭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结合，从而保证所有经济价值都在家族内部实现，并增强家庭团结，避免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