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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模式 　　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由来已久，在传统的政治理论家的国家观中都是将二者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初期也是将其定位于二元对立，主张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从探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由来入手，在分析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变的基础上，强调以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作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并论述了该模式下我国行政改革模式的渐进式走向。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双强模式；渐进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Ｄ6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Ｘ(2007)－12－0014－02 　　 　　改革是涉及亿万人生活的大事，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其成功与否直接制约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改革涉及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从正确处理二者的角度出发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模式。 　　 　　一、由来已久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西塞罗提出的“Ｃｉｖｉｌ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公民社会)”的概念。在西塞罗那里，它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Ｃｉｖｉｌ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将其等同于从自然状态下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孟德斯鸠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指出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君主制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黑格尔是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在他那里，公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公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之后??马克思的“公民社会”概念更多的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论观点，摒弃了对公民社会做伦理评价，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二、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基本]变 　　 　　从中国政治的历史]变来看，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权力至高无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因此，一元主义和全能主义国家被视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一直是持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实际上是突出国家的地位，压制社会的正常发展，但实际上政府官僚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办事效率低下，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国际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改革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转变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转为追求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然而，对于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矛盾在于国家正是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削弱国家的作用实际等同于削弱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这一矛盾又催生了另一模式的出台，即“强国家－强社会”模式，这一模式跳出了以往仅仅对政府规模和人员数量进行改革的误区，强调政府职能的合理转变，主张政府小而能、小而强，社会大且能、且强，即“双强模式”。但目前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绎上，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学理分析和描述，结果使这种“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因此，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寻找到一个能具体地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显得十分必要。 　　 　　三、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强国家－强社会”模式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面改革，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小政府－大社会”问题的讨论之 　　后，不少官方人士和学者都主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他们强调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只要消除政府的控制与干预，通过博弈或重复博弈就可以构建理性制度。这种倡导事实上忽视了中国还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前期，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政府的强制力量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小政府难以推动大市场的形成，也难以承当市场经济发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