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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诉讼中的“客民” 　　摘 要:客民是清代地方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樊山政书》所载案件来看,客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上控的案件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仅在对方当事人的道德被官员否定时才会出现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清代社会价值观对客民进行否定,官僚制度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偏袒本地民众,客民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等。研究这种历史现象对今日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代;客民;诉讼;败诉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2-0067-05 　　 　　客民是“寄留民”之意,即指已离开原籍,移住他乡,但不变更原籍的人。明清时代,经常用来称呼从外省移住来的汉人为客民。[1]客民在传统国家的行政管理中既不被当地政府与本地居民同等看待,又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方面和当地居民有较大不同。因此,在清代地方诉讼中经常成为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点在清代著名官员樊增祥的批词汇编――《樊山政书》中有很明显的体现。《樊山政书》所收批词判牍大多是清末樊增祥任陕西按察使和布政使时所作,因此所涉案件都以陕西为地域范围,但我们仍可通过它对清末“客民”在地方司法中的地位和处境作一管窥。 　　 　　一、有关客民案件的类型化分析 　　 　　根据清代各级地方政府受理案件时的分工,按察使和布政使受理的案件有两个来源:州县及府两级官员审理后上报的案件和当事人不服而上控的案件。可以推知,同其他案件一样,有大量的客民案件在州县和府就得到了解决而没有上报或上控到省。上报或上控到按察使和布政使的案件一般而言是比较重要的案件,这也使我们以《樊山政书》中所见案例进行的分析更具有代表性。通过对这类客民案件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可以看到此类诉讼所具有的特点: 　　1.客民上控的案件,基本以失败告终,具体来说又可分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所控不准。“准”是一个清代司法中特有的概念,它和另一个概念“理”紧密相关。“理”指的是官府接受当事人词状的行为,《大清律例》详细规定了官府不受理告诉而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凡告必理”是制度性要求;而“准”则意味着在“理”之后官员在程序上对案件采取进一步的审断行动,属于官员自由裁量的范围。[2]虽然“准”并不表示官员必然会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背景中,寻常纠纷是不应诉诸公堂的,只有“民间被抑含冤,情不能已之事”才被认为具有正当的诉讼基础。因此,案件被官员所准,可以说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倾向性。而《樊山政书》中客民所控案件好几起都未被准,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进入审理程序。如“批客民黄鑫武呈词”:“仰即赴县投审,定有公断。此呈不准”[3]6;“批客民邵荫棠呈词”:“来禀一味含糊,未便率准”[3]9;“批客民赵国钧呈词”:“尔如必欲打此官司,仰照指驳各节明白具覆侯夺。此呈不准”[3]486。不准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为状词对重要情节交代含混不清,如邵荫棠上控,批词就发出一连串的质问:“此案尔去年何月呈控?何人何日断令陈应鸾将铺底清交?尔于何月何日覆控?应鸾何日潜逃?贾世美窥尔回籍,何时据控长安?长安县何时将尔子管押?”最后批“来禀一味含糊,未便率准”。其二则是对客民上控伎俩的厌恶。如黄鑫武上控案,批词就斥责:“向来上控呈词,必牵控差人,为耸准之计”。所谓“耸准”指古代告状之人为了吸引官员的注意,状词中经常使用耸人听闻之辞,而且经常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官员对这种词状深恶痛绝。还有就是“缠讼”即不达目的久控不休,官员也非常厌恶。黄鑫武第二次上控时樊增祥不但不准,还作出了严厉的处置:“似尔之顽钝无耻,缠讼不休,实属罕见。侯饬两县将尔递解回籍,以免陕民久受讼害。尔如知机,早遁为妙。”[3]19 　　第二,客民的诉讼请求被官员驳回。这是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官员初步审查之后做出的处理,如前所述,古代官员准许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已经意味着对当事人“冤抑”的初步认可,但《樊山政书》所载相关案件中客民的诉讼请求最终都没有得到官员的支持,而且客民本人受到了官员斥责。如“批客民焦延泰控词”就将案件发回西安府审理,“府尊爱民如子,尔但能知过,案必速结,勿庸饰渎”[3]25;“批客民汪侨呈词”则是该客民和州牧各执一词,而且州牧向樊增祥面称不会断给客民一个钱,因此,樊认为“本司岂能相强,惟有不管而已”[3]92;“批客民田其元控词”则称:“本司深知客民上控十呈九虚,从无提批之事。尔赶早回家,不必妄想。”[3]12客民请求之所以被驳回,有的属于词状含混不清,如田其元上控异姓之人冒继其叔财产,但对于叔婶何时身故、异姓之人改姓承继在其叔生前还是死后等关键情节交代不清,导致樊增祥认为“来词倘恍支离,决不可信”;而有的则表现出官员对客民本人的厌恶。因此,对其请求予以驳回。如焦延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