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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80年代的作家们 　　当时他们都只是孩子，今天成为有声量的新生势力，他们眼中的1980年代却是懵懂的。 　　 　　生于1978 粲然眼中的1980年代:远离生活的象征 　　粲然（钟怡音）福建厦门人，曾获第四届《福建文学》“初出茅庐”征文大奖赛最佳新人奖，著有小说集《季节盛大》、《你的一切像海难》。 　　 　　倘若有机会写《粲然自传》，我会视1980年代如鸡肋：对我而言，它不是大海，也不是洗脸盆。由于严重不“早慧”，我对童年的所有记忆就是如何挖空心思和别人交换印有黄蓉与花仙子图案的贴贴纸。 　　1980年代中期，我被寄养在厦门港奶奶家。老宅的二楼凌越于长巷之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港湾和泊着的渔船。某一年某一天午后，我和奶奶像往常一样坐在二楼凉台上，目视一个老女人颠着脚从海岬角处绕过来，拐进巷子，走过我家，仰着头跟奶奶打招呼。 　　她大略说了下她的近况：过得不好，她最小的一个儿子，学画画的那个，最近跑到马路上，当着好多人的面把自己所有的画给烧了。大家都说她儿子得了精神病。有人建议请法师做做法――啊，她还没拿定主意呐，还有人说，她儿子是跟了个坏老师，她丈夫想把孩子捆在渔船上，跟着出海一段时间，不叫他再接触那帮朋友了，兴许就好起来了吧。她皱着眉头，深怀忧虑。直到很久后，我们听说那个疯子到了国外。再后来，一个被称为“艺术家”的人告诉我，我们口中的“疯子行径”对中国艺术进行了诠释与反叛，那段时间，“厦门达达”派以焚烧绘画为当代美术翻过了新的一页。 　　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被时代树起的“标杆”往往有悖于我们琐碎的生活记忆。当你仅仅生活在生活里时，就会觉得这些词，诸如：“伟大”、“历史感”、“巨人”，是为赋新辞而强加的“意义”。2003年6月17日，厦门文联开了一个我们几个人的作品讨论会，据说舒婷会出席。那天早上，我坐在家门口穿鞋子。爸爸踱过步来，他说：“对了，见到舒婷帮我问候一声。”“你想要她的签名吗？”我问。爸爸略显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以前，”他说，“我在灯泡厂做宣传干事的时候，她在我们厂做女工。我在厂报上发过她的诗，”他又说，“你告诉舒婷，我觉得她写得还不错。” 　　我爸爸不是一个诗人，我甚至怀疑他知道不知道后来舒婷如何诗名大振，凡有井水处必有吟咏之声，他永远不会跟别人讨论舒婷在有关1980年代中国诗歌的书籍里能占有几个页码：八页两行零五个字、独立篇章，或者只字不提。他说起的首先是自己的回忆，是生活，而不是什么时间洗练后的不朽之物。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的朋友金海曙写的《八十年代的洞》很对我的调调，他总结说“所谓1980年代，就是一个凡事缺乏正常解决通道的年代，或者说，是一个不得要领的年代。如果这事放到现在，完全可以另找办法消解之，不会很复杂”。 　　20世纪最末那一年，当许多人陷入世纪之交莫名的时间焦虑感中时，我第一次爱上一个男人。据说，1980年代他颇有佳誉，但当时已泯然众人了。他总是乐于用1980年代特有的铿锵语气说起那十年的青春峥嵘，让我总有种错觉，好像抱住他，就抱住一个时代一样。但很快这种荣誉感就离我而去了。2004年，我在北京798工厂逛荡时遇到一群艺术家，其中一个是唐宋。1989年，他和他前妻肖鲁所做的行为艺术“枪击事件”导致当时中国美术馆展览被临时关闭，震动中外当代艺术圈。2004年那天下午，他们约集很多人去吃饭。据说在饭桌上，唐宋会谈谈这十余年来他和他前妻“多舛”的感情、艺术经历――实际上，他们也把这些变成了一个书信作品，将要公开展出。那天，我到底没参加那个“回顾历史年代”的饭局。我是说，有些东西它本来仅仅是生活，或许有幸它们或端出架子或果真沉淀成部分值得缅怀的“象征”。但请不要试图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时代里借尸还魂。如果有人有幸标注了哪个年代，就意味着将随那个年代终结而终结。而所有的年代，都是大众的生活。所以，那结束仪式感的子弹来得更迅速些吧！“砰”地一声。 　　 　　生于1981 李傻傻眼中的1980年代:火热、激动人心、富有创造力 　　 李傻傻（蒲荔子）湖南隆回人，曾上2005年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著有长篇小说《红X》。 　　 　　《新周刊》:如果要为你的个人写作寻找源头，1980年代的作家或作品里有没有？ 　　李傻傻:最初是贾平凹、余华等人，到后来自己也读过几本书的时候，才更多地接触到更老的和更小的。 　　《新周刊》:你的笔名包涵了什么个人趣味？ 　　李傻傻:当时是无意的，现在我想可以扯出两条原因：流畅、有趣。 　　《新周刊》:在你上中学时，诗歌在你们学校里是一个什么待遇？在中学和大学，你参加了什么文学社？ 　　李傻傻:有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在高中，我的第一首诗是写革命英雄主义的，写的是《卓娅和舒拉》的读后感。这说明，我很少阅读诗歌。在我的中学，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