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衣钵有关的联想 聂敦格.docVIP

与衣钵有关的联想 聂敦格 2111009362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二零一一年　六月 　　一，中国雕塑艺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要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现代化转型。二，要发挥雕塑艺术特质，要坚持雕塑精神的永恒性、教化与审美的功能。三，要重视雕塑艺术本体语言的研究，坚持雕塑艺术语言的个性魅力。四，要重视雕塑艺术的深度和品格的追求，使艺术作品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五，中国的雕塑必须高扬中国的文化大旗，彰显中国精神的文化底蕴……这是曾成钢在关于中国写实雕塑的一次对话中说到的，我是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这样一段话。这其中有一个前提，我的专业并不是雕塑，但假设这番话出现在我自己的专业范畴内，且不说反感，至少我会觉得无聊。体制内的人喜欢把任何事都推向狭隘，把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并带领着大家在背离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艺术的发展前提必须拥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不具备特定需要也不可能存在转型的，更不应该灌注以所谓的中国精神于其中。 中山装是在广泛吸收欧美服饰的基础上，综合了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的特点，设计出的一种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服装由于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西方也习惯称呼中山装为“毛装”。在1960和1970年代，亿万中国成年男性大多穿着中山装。 前段时间《克拉玛依》在香港上映了，其中有个镜头让我影像深刻，前边是花枝招展的小学生在台上唱着“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紧接着却变成了多年后家长的悲痛的大声哭诉与胆怯的小声咒骂。这是很讽刺的事情，也许当时先走一步的领导们很多都穿着中山装吧，这些时时套着礼、义、廉、耻所做成的皮囊的人，这些传承“衣钵”的人是很可恶的。我也想起了小学的时候，往往在大礼堂开会时也是要唱红歌的，开场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到了散场的时候老师又教我们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其实在我心里觉得中山装跟红歌没有什么区别，这可能和我从小到大看到中山装的大多数情况都并非是孙中山先生所穿而是后来其他一些名人所穿有很大关联吧。总觉得这些东西要当作衣钵一直传下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隋建国是前卫艺术家、学院教授、社会主义者。在当代雕塑界，隋建国的前两个称谓众人皆知，而后者则是他挣脱、反思、顿悟后自己给出的判断。他口中的“社会主义艺术家”是带有一些乌托邦思想的，可是《中山装》确是赤裸裸的对现实的嵌入，我想他也会很矛盾吧。很多人批评乌托邦，但是乌托邦却从未真正存在过，这是很有趣的事，双方各执己见，大家都义正严词，但是在历史裁判的裁决下所有的个人行为通常都变得惨白无力。在思想与思想的斗争中、时代与时代的碰撞间，当艺术成为这其中任何一方的手段或武器时，艺术都会极大的提高了这场斗阵的瞬间可看性，但同时却牺牲了艺术自己。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艺术市场进程并没有寻求到一个新的合理的艺术出口，艺术家们关于艺术的政治诉求在市场经济的负作用之下愈加强烈的涌现出来。对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庸俗的艺术取向、现实的政治情境，艺术家们越来越无奈和焦虑。除了商品经济巨大的腐蚀力和受到历史基础制约的不可能激进的政治改革进程，理想与信念的沦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一大批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中国艺术家与文艺批评家们对于历史与自身使命的片面认识。由此看来，中国当代艺术首先应该理性的从左右之争中抽出身来，寻求新的道路。回过头来看，在属于中山装的全盛时期，它居然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唯一制服。它身上的五个扣子并没能召回其寓意的“五权分立”，反而封锁住人们的脑袋与躯体，进而捆绑了全体民众的灵魂。数亿人的思想、趣味和生活方式，被统一成毫无个性的反面乌托邦。在当下，所谓“衣钵”的概念其实是被动的继承，而中山装作为一份不折不扣的“政治遗产”，它成就的仅仅是商家的腰包和各级领导人的“制服控”的需要。这是一种利用服饰推进文化专制的行为。而艺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长时间来都深受其害，反思“衣钵”带来的精神创伤，是远比麻木的冷眼旁观、昙花一现的慷慨激昂更为有意义得多的事情。 参考文献 郝青松，《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诉求与现实焦虑》。 隋建国，《前卫的。左派的。学院的》。 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