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docVIP

三大执业难题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何谓律师执业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问题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执业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查阅案卷材料，依法调查取证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刁难和限制的问题（下文简称“三难”）。二、“三难”的主要表现1、侦察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对律师会见普遍实行批准制。《六部委规定》（1998年1月19日颁布施行）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尽管《六部委规定》已实施六年多了，但相当多的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至今仍普遍实行批准制，没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签字盖章同意，律师很难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即使同意了，也不在规定时间内安排会见。不少律师为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要在看守所和公安机关之间往返多次甚至十几次仍不能办妥会见手续。从律师要求会见起，一两个月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是很平常的事。检察机关在其自己侦查的案件的侦查阶段及多数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也都实行较为普遍的批准制，没有检察院在律师的会见函上盖章同意，律师无法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2、侦查机关、看守所对律师会见普遍实行监视制。《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在很多案件中（特别是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是“可以”派员在场，而是无一例外地“一律”派员在场“监视”律师会见。相当多的看守所也对律师会见进行监视。如律师会见时，看守所派人坐在旁边或守在门口，有的还同时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如豫南某市一刚建成的号称是现代化、规范化的看守所甚至把派员监视律师会见同时全程录音录像作为该所现代化规范化建设的一个亮点加以介绍。而且上述监视人员往往随意打断律师的问话，并常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予以训斥或制止，把律师会见变得十分尴尬。试想，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怎能如实客观地陈述案情，如果有刑讯逼供，他又怎能控告有关人员呢？3、法院对律师会见也存在限制和监视的问题。法院在办理个别特大要案时，也对律师会见被告人实行限制和监视。4、律师阅卷权所受到的限制。《刑诉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根据上述规定，辩护律师只有从审查起诉阶段起才能查阅案卷材料。但是，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能看到的材料仅限于拘留、逮捕、移送起诉意见书等法律手续、诉讼文书和相关的技术性鉴定资料。除此之外，诸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检查勘验笔录、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等证据，律师则一概不能看到。在法院审理阶段，律师虽然可以查阅公诉机关移送至法院的全部材料，但问题的关键是，公诉机关只移送公诉人认为有罪、罪重的部分证据，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相当一部分主要和重要的证据，因公诉人“认为”不是“主要证据”而不予提供，致使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而在开庭中公诉人却突然抛出，致使律师措手不及，难以详细审查辩认，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5、律师调查取证难方面的情况。首先，在立法方面的限制。《刑诉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形式上法律赋予律师有调查取证权，但实质上律师调查取证完全要看有关单位或个人是否愿意或同意，特别是对被害人的调查不仅要本人同意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同意，否则律师的调查取证无法进行。其次，在实践中，多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特别是证人）对律师调查取证不理解和不配合，加之律师的调查取证又不具有强制力，尤其是对证人无法给予保护，致使律师的调查取证只要有关单位或个人不同意就只有无功而返。三、 “三难”的症结何在1、对律师的功能和作用存在观念和认识上的偏差。尽管“依法治国”的观念正在不断深入人心，但是社会上对律师的功能和作用仍然存在不客观、不全面的认识。以言代法，以情枉法，以权压法，仍然屡见不鲜，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官本位的体制尚未彻底摧毁，社会主流政治力量中几乎见不到律师的影子，致使全社会对于律师参与刑事辩护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缺乏认识。具体到有些公检法人员，他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彻底摒弃“有罪推定”的观念，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关押，就认定其不是好人，在主观上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有排斥倾向。有的怕律师给犯罪嫌疑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