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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派文学的文学革新意义研究 　　辛亥革命前后,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伴生着以章太炎、秋瑾、金松岑、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南社等革命文学社团,以及一些倾向革命的文人为代表的,具有革命思想和革命色彩的文学创作,成为近代的革命派文学。革命派文学自孙中山提出革命纲领始,贯穿了整个革命过程直至民国成立,并且在辛亥革命之后还有反袁的二次革命等原因,革命派文学在民国成立后继续延伸,其结束时间可以划到1917年,以南社内讧并解体,新文化运动开始为标志。 　　革命派文学风格比较驳杂,不尽相同,而且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甚至十分“笃古”。但革命派文学仍然从多个方面推动了文学革新,影响了新文学运动。 　　从文学革新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的革命文学,可能会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革命派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往往十分“笃古”。例如南社,就被认为是以革命和“笃古”为标志。再则,革命派文学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人生观大多仍然囿于传统道德伦理,而且政治先行影响了文学审美价值,也是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常见问题。其二,即使他们有所革新,往往是上承改良派文学改良的成果,除了话剧是革命派引进之外,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对小说和戏剧的重视,都是从改良派开始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因为国粹思潮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一部分,以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为代表的一些革命派学者,以国学、国粹来言说革命和排满,培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所以这也是革命派文学笃古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革命派也希望用文学完成政治理想的宣传和思想文化的启蒙,如柳亚子说“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文字播风潮”。他们也主张突破某些传统文学程式,进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形式革新,如马君武说“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为表达革命的新思想新内容,不得不突破传统文学的程式,为宣传普及革命,也需要文字通俗化上有重要改革,因此,在笃古说之下,虽有拟古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创作,但革命派文学仍有动力推动文学的各方面革新并对新文学产生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革命派文学确实继承了改良派文学的成果,很多革新并非是他们开创的,但对于改良派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革命派文学是有参与、有拓展,并有更多超越的,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学之前,奠定新文学革命的最后基石。在此对革命派文学的文学革新意义分述如下。 　　(一)革命派文学对文学革新的创新和扩散 　　革命派文学参与并拓展文学改良的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而且有比改良派更为丰富更为持久的文学实践。通过这些大量的文学实践,他们参与并推广了文学的革新改良,特别是在改良派逐渐退出文学舞台之后(1905年后革命派思潮逐步成为舆论与文学的主流),还继续在更大规模地改变着近代文学中拟古文学与近代形态文学的比重,(本文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应该包括近代时期仍然持拟古的形态和内容的文学,及经过改良而有近代化意识和形态的“近代性文学”。)以及改变着文体体系中不同文体(诗文与小说戏剧)相互间在创作数量、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等各方面的比重。 　　这种推广对近现代文体系统变革的贡献,可以参考传播学创新扩散理论来认识。创新与扩散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提出关于通过媒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罗杰斯认为采纳者的个人特征、社会特征、意识到创新的需要等将制约采纳者对创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而社会系统规范、对偏离的容忍度、传播完整度等也将影响创新事物被采纳的程度。扩散过程中有五类创新采用者:革新者、早期的采纳者、早期众多跟进者、后期众多跟进者、滞后者。早期创新扩散主要依靠大众传播的宣传,后期则人际传播更为重要。扩散的发生过程中几乎大部分新思想、新事物的创新扩散的传播过程是呈“S”形曲线。开头采用人数很少,扩散的进程很慢,当采用人数增加到居民的10%—25%时会突然加快,曲线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在接近于最大饱和点时再次慢下来,因此,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要能够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采纳这种创新物。 　　革命派文学在近代文体革新的推广和扩散上,正合于创新扩散理论。革命派原本具备的反叛性、革命思想纲领和革命宣传需求,正是文学创新和扩散所需要的个人特征、社会特征、创新需要。他们建设了自有的系统规范和传播体系,出版印刷了大量报刊书籍宣传革命,同时既互相联络成群又有对民众的组织与宣传,既有强大的大众传播能力又有丰富的人际传播渠道。他们的组织性与群体性使革命派文学一举兼具了革新者、早期的采纳者、跟进者等多个群体的特征,既形成意见领袖群体,又形成了创新事物扩散必须的一定数量的基础人群,因此,革命派文学加速近代文学革新的扩散,是改良派的文学改良所不能比拟的。 　　例如,在大众传播方面,1900年自《中国日报》创刊后,革命派就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