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老弟初长成.docVIP

讼师现象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中华传统法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现象，近些年来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讼师的角色定位，可以概括地说，它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承担着准律师的职能。但同时，讼师现象的出现和存在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根源，与现代的律师制度又截然不同。本文通过对讼师现象出现的背景、特征、作用等方面阐述，以期发掘讼师现象本身所具备的社会价值。 1、讼师的概念和起源 讼师是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的主体, 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律师的职能。讼师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民事代理制度，正式出现在春秋，因春秋时期的讼师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而遭到封杀，直至秦代，讼师几乎销声匿迹。汉代经学与律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民间的观念，为诉讼职业的出现营造了氛围，也为之后讼师在礼与法间的姻缘奠定了基础。隋唐社会的安定和大发展，中国法文化民主性因素的增强，制度环境也相对稳定，尤其是科举制的实施，都使讼师规模化成为可能。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义利之学的兴起，把讼师活动推向第一个高潮。经过元代各民族的融合、经济缓慢的前进，民事关系日益复杂，讼师的职业被有意识地用正规代书制度分化，至明清代，尽管专制集权程度愈来愈高，但讼师职业并未因不断遭受打击而减弱，相反，越是接近清末，越是如火如荼。他们中有的人可能为金钱利益的驱使而充当“挑词架讼”的讼棍角色, 也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以法维权而赢得讼师的尊称, 因道德品格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具有极强的两面性。 讼师多是出身于仕途不畅的士人, 或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吏人、衙役宗室的子弟, 或是胆大横行的豪民。讼师的理念和儒家的精神从根源上看并不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因为讼师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使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地存在儒家的烙印。由于辩护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法律程序上的正当性, 故讼师在中国古代的为政者或法律的视野中一般都不具备“良好”的形象, 往往被视为添乱者与社会麻烦制造者, 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讼师存在价值的基本定位。对讼师定位的表现正如有学者所言: “在传统的社会里面, 讼师素来受人轻贱, 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 最善于播弄是非, 颠倒黑白, 捏词辨饰, 渔人之利。”! 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对“讼师”品质低下的定位是由中国古代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体制造就的, 并逐步灌输到了整个社会, 形成了一种法律文化。在这种文化传承里, 不承认讼师的辩护是一种崇高的工作, 更谈不上对这种辩护工作悉心呵护, 这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认为权力具有至上性, 不承认权力与权利之间有冲突、有矛盾, 权力意识完全取代了权利意识。权力与权利之间对立统一矛盾的说理工作不需要专门的职业群体来承担,这就不可能产生专门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平台的精湛的法律程序, 导致讼师从事辩护工作时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古代讼师之中有害群之马, 他们对于社会的确无所益处, 但这并不能作为评价或否定讼师群体社会益处的依据,中国古代讼师是中国辩护事业与法律程序发展史上的“先烈”。尽管为当政者所不容, 也屡遭立法层面地打压, 但是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得以存续与发展, 这是极其悲壮的历史画卷。由于他们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尝试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职业说理的群体, 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危险性。尽管这一群体里不乏智慧高超者, 由于客观原因一直无法构建起有效的法律程序作为“防火墙”, 为此, 这些从业者付出了巨大代价。 2 讼师的产生背景 讼师是中华传统法文化中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 对于中国这一具有几千年深厚文化积淀的泱泱大国来说, 每一个文化现象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背景, 讼师现象也不例外,讼师的产生背景或者说是产生原因究其本质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 经济方面。公有制的废除, 私有制及阶级的产生为讼师现象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原始社会中简单的原始共产主义所有制,氏族、部落财产均为共同为所有成员占有、使用和收益, 人们没有个人的财产也就不会出现利益冲突, 没有利益冲突, 自然就没有因为冲突才会产生的诉讼, 当然也就不会有利益代言人或者讼师的出现了。进入夏商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社会, 早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国王所有权也不是冲突产生的合适土壤, 因为“独占是不会产生真正的权益的”。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对于利益的维护, 无需辩护和争讼, 自然没有讼师的出现。直到进入春秋时期,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 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才使得新的生产关系形成, 有了对于利益的追求。一旦制度上确立了某种利益的正当性, 个体对于这种利益的维护就成为必然。此时的社会土壤为利益代言人的萌芽及出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使讼师的出现成为可能, 但讼师真正出现并活跃在社会生活中还需要其他重要条件。 第二, 政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