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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建党时期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摘要]作为富有时代意识和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唯物史观切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亲身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积极思考和探索。虽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初步的，但这并不影响其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作出的杰出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初期；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13-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理论。建党初期，李达和其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着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积极思考和努力探索。 　　 　　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有人曾说过，李达是一位播扬马克思主义火种、照耀人民前进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中，李达着重从唯物史观切入，比较系统、完整和准确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给中国劳动者运送革命的思想武器，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译著，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5月出版。他在“译者附言”中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把这本书读两遍不可”。这部书是李达用德文本和日文本两书对照译的，“可算是完全译本”。在《唯物史观要旨》这篇附录中，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作了扼要说明，并着重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和恩格斯1888年1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所写《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中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在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其缺乏、一些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唯物史观解说》这部译著的出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正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署名文章评介所说：“一部重大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思想界一件小事。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现在经李达君转译成我国的文字，我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中除我以外，一定还有许多人感谢李君为他们做完了这件工作。”[1]这部译著至1936年8月，共印行了14次，足见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影响之广大。 　　李达根据自己当时所能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给予了旗帜鲜明的答复，也作了比较完整、准确的论述。例如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组织自由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2]“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平等为根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3]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他解说道：“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4]他的这种精辟概括，从根本原理上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使得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思想基础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交替之际，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为主将的“研究系”，这是一个标榜“社会主义”、而实际鼓吹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针对这种情况，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与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李达是这次论战的主将，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对张东荪等予以迎头痛击。1921年4月，李达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公》一文，这是当时最系统最有分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战文章。该文不仅明确指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而且文章就几个最根本的问题痛斥了梁启超的谬论。首先，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梁启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