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小松从大山走出音乐行者.docVIP

瞿小松从大山走出的音乐行者 　　瞿小松，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最活跃的著名作曲家之一。1952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十六岁“上山下乡”务农，1972年进入贵阳市京剧团任小提琴、中提琴手，1977年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师从著名作曲家杜鸣心教授。在校期间曾获美国齐尔品协会作曲比赛大奖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比赛第一。 　　瞿小松与谭盾、刘索拉大学同班。他十六岁因“上山下乡”到黔东南苗族山区插队务农，又于上世纪80年代斐声中国音乐界；他一年里三分之一在上海，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在欧洲。 　　主要作品：歌剧《俄底普斯》、《俄底普斯之死》，《打击乐协奏曲》、《MongDong》。 　　 　　如果你对中国新音乐有所接触的话，瞿小松的名字就不可能被忽略掉。 　　从美国归来的瞿小松选择了在上海安家。瞿小松现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他在学院的讲课都是以讲座而不是课程的形式呈现的。瞿小松上海近郊的新居，简洁、明亮，窗外是一大片可以远眺的开阔地。夏天的时候，他着圆领汗衫、休闲长裤，喜欢赤脚走在光滑的地板上。 　　出生于贵阳的瞿小松在习乐之前，曾在黔东南苗族聚居的山区插队务农。对于那段自由的农村生活，瞿小松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乡村的自然环境激发了我的野性，苗家儿女的对歌也给予了我十分鲜活的音乐灵感。” 　　瞿小松是1977年“文革”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招收的首批学生之一。或许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78届”撑起了“中国现代作曲”的一片天。郭文景、瞿小松、谭盾、叶小纲、刘索拉、陈其钢……如今活跃在国际乐坛的他们，代表了当今中国作曲的最高水平，于是也被音乐界誉为中国作曲界的“黄金一代”。 　　“一个无法归类的行者” 　　瞿小松曾说他很喜欢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一句话―――“一切的艺术都是无足轻重的。”当记者再次询问起这句话时，瞿小松一脸坏笑地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句话我也是听来的，如果要问就得远赴重洋去问他咯。” 　　“但一个人如果心中有天地、有宇宙，那他的时间状态和分寸感觉就会很不一样。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宽阔的意境???才会有此感悟吧。”紧接着，瞿小松又补充道。 　　眼前的瞿小松一副私塾先生的架势，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山，见花见草见树见路不见山。站得远，有距离，身在外，识得山之为山。看见山的全貌原形，更见了山所在的大地，涵山与大地的虚空。如果跳出了艺术这道门，或许从整个时空范围看，它确实也就无足轻重了。” 　　话匣子一打开，这源源不断的人生感悟一发不可收。而在采访中，瞿小松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佛经、禅道。他说他信佛，但却不承认自己是个佛教徒。从前有家德国媒体评价说，“瞿是无法归类的行者。”对于这个说法，瞿小松似乎很乐意接受。“我发现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标准的个体。”确实，他是一个作曲家，但却满嘴老庄。他喜欢研究古代哲学，但他却反复强调作曲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音乐就像自然，非洲有非洲的植物，亚洲有亚洲的植物，它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态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解释道，“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取向，因此这些所谓的技巧都是人为的，是排他性的，其中或多或少会磨掉一些当时不被主流所接受的音乐元素。然而目前一些音乐学院却把这块内容作为唯一的音乐进程来教。其实，任何技巧都是时代的产物。技巧在变，没有一个是超时间的。作曲不是法律，有唯一的裁定标准。音乐是一门活的艺术。需要依靠创作者通过内心的感悟去表达、诠释。过多的规则和标准去约束只会抹杀很多音乐上的可能。” 　　“请把音乐的闸门打开” 　　无论是北京国际音乐节，还是上海艺术节，“瞿小松”这个名字无疑是曝光率最高的艺术家之一。谈起得意之作《行草》，瞿小松自然喜形于色。他回忆道，一次非正常的速度播放成就了这部“另类音乐”。“慢一倍速，慢两倍速，再到四倍速，真是奇妙极了！当音符被无限拉长，居然听不出其中任何的音高。于是我便坐在那里静静地等，等待着第二个音的出现，等待着音乐轻轻地进来，缓缓地消失。”注视着眼前这位作曲家渐渐沉醉的神情，记者似乎也被不知不觉带入奇玄的宁静中。 　　然而，一些人对这部作品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由于每个音符延续的时间过于漫长，这不免有些沉闷。初闻这一评价，瞿小松一阵错愕，数秒之后，他的脸上露出一丝淡定，似乎这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专家的看法往往会有很多的局限，因为他们太过于注重细节，有太多的趣味、太多的记忆、太多的知识。而这些东西就像个牢笼，在他们欣赏音乐时形成一个定势，使他们有个固定的期待。一旦有任何期待之外的音乐元素出现，他们就会失去原有的感悟力。我这么做，不是出于技巧的考虑，因为真实的感觉告诉我，就是需要那么长。” 　　聊到这里，瞿小松陷入了沉思。作为一个不断进行音乐探索的作曲家，他始终希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