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鲁迅患难之交.docVIP

瞿秋白与鲁迅的患难之交 　　 　　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漩涡中，他缺乏临危不乱、遇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这是他的人性弱点。个别别有用心的政客往往利用他的这个弱点把他打垮，王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与鲁迅亲密合作，改进左联文学创作 　　 　　1931年1月7日，这一天是瞿秋白一生最灰暗的日子，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由于李立三当时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等人竟一步登天，占据中央领导岗位。当时，瞿秋白心里的苦水只能往自己的肚里咽，再也不愿与王明这些有硬后台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瞿秋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工作，他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瞿秋白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瞿秋白夫妇这时每月仅能领到十六七元钱的生活费，带着病，他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大西路两宜里来看望瞿秋白，茅盾这时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想来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在和茅盾交往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他对鲁迅景仰已久，但一直未能与鲁迅见面。 　　5月初，冯雪峰到瞿秋白家来。瞿秋白看了冯雪峰带来的《前哨》上刊登的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68号谢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房。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对他说，左联像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这个看法。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邀茅盾去谈，提议改进左联工作，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作品；同时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发表在《文学导报》和《北斗》上。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到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等。同年8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以“作品主义”。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才有改变。茅盾曾回忆说：1931年11月的“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与鲁迅以文会友，互称“敬爱的同志”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人们发出这样的评价：“左翼文联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地、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