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茂堂和他打工子弟学校.docVIP

蒋茂堂和他的打工子弟学校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树桥村的一片廉租房不远处瓦砾堆旁的一幢三层小楼和一个院子，几乎成了这一带最庞大的建筑。一侧的墙上，“新苑学校”四个大字尽管已被敲掉，但剥落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扔着几本被风翻开的课本。教室里残存着元旦联欢会的喜庆一一五颜六色的拉花挂在窗户上，黑板上“新年快乐”的字样也没来得及擦去，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仓促。 　　“春节之后，就轮到拆它了。”废墟上的一节旧车厢里，钻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负责帮人掌管着这所学校的钥匙。 　　 　　城市边缘 　　 　　10岁的田晓慧曾经是新苑学校四年级的学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回过两次湖南株洲的老家。家里，除了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马上要读高中的姐姐。早在1992年，田晓慧的父母就开始在东高地的市场上卖菜。 　　东高地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单位的驻地。几个作业区和家属区，使得此处的市场随之繁荣起来。来京打工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穿插着住在一起。田晓慧一家的廉租房，和航天系统的家属院仅一墙之隔。 　　“房租每月300元，电费是1.4元。”这个10岁的孩子熟谙这些数字。 　　田晓慧的母亲一直觉得有些愧对女儿，“她爸爸每天凌晨一两点多就去上货，我早上五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孩子上学后，一次都没送过她。学习也没时间教她，在学校靠老师，回家靠自己。农村人不像城里人，一个孩子好多人看着。但我们农村的孩子吃饭洗衣服都要靠自己。”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田晓慧的母亲从没把自己当成过城里人，因为“户口不是城里的”。她惟一的指望就是两个孩子，“要是能者上学了，就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了。” 　　河南人刘锋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早来北京的时候，他在一个厂子里打工。有了女儿刘晶文后，刘锋两口子在东高地的市场上租了个门面房，开起了加工制作羽绒服的小店。 　　“我们老家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初中都没上，就辍学了。”刘锋家有亲戚上过大学，甚至还有个表妹出了国。家里人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否则没什么出路。 　　同样来自湖南株洲的符金鹏也喜欢上学，并且会说，“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但具体到什么叫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她摇着头，一脸茫然地掏出一本练习册，其中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战胜命运的孩子》。 　　 　　狂热的校长 　　 　　新苑学校校长蒋茂堂从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他当年的影子。 　　即将到知天命的年纪，蒋茂堂也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哪的人，亲生父母是谁。他是个被抱养的孩子。严重的胎毒使得蒋茂堂刚生下来就被遗弃，后被一个拉车人抱走，交到了他在山西长治的养父母手中。 　　这段听来的身世让蒋茂堂觉得自己的命是“捡来的”。“没有这个社会和这么多好人，今天就没有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回报这个社会。” 　　真正让他疯狂投身教育事业的原因，来自另一个小插曲。 　　刚上小学，周围的孩子就听说了蒋茂堂的身世，还发现他身上有胎毒留下的疤痕。“小疤痢屁股”“不是亲妈生的”……蒋茂堂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着喊。 　　“放学是要排队回家的，每次我都不排，一下课就赶紧往家跑。慢了，就会有人追上来喊。”蒋茂堂记得，最后还是老师挺身而出，批评了那些孩子。蒋茂堂找回了自己仅存的尊严。 　　“当老师”从此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根植于他的童年。 　　高中毕业后，蒋茂堂没上大学，直接当起了老师。此后的几十年。他又因为各种原因转投其他行业，开过长途车、在街边画过像、下井挖过煤。挖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都会想着自己站在讲台上，有学生等他上课。 　　上世纪90年代，蒋茂堂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贵族学校当老师。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学年的学费是8.5万元。 　　“那些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蒋茂堂的语气中带着些鄙夷，倒是那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更让他揪心，“他们虽然有亲爹亲妈跟着，但毕竟是从大山走到北京，走在边缘地带，是弱势群体。在这个城市里，没人眨他们一眼。像我当年一样，孤零零的。” 　　2001年，蒋茂堂拿着全家人2.5万元的积蓄，在大兴区租了两个民宅，建起了学校。当年，一个挺有名的教育家给他题词，说他“急家长所急，为国家分忧”。大兴区政协的领导也参观过学校，并鞠了个躬，说是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 　　蒋茂堂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三次“蒸发” 　　 　　2003年，蒋茂堂接到了“逐客令”。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地方太小，不适合办学。当年的蒋茂堂还很“听话”，把能卖的东西卖了，课桌和椅子拆了腿，拉回山西老家。学生们能转学的转学，实在没办法的，就送回了老家。蒋茂堂管那天叫“黑色的8月25日”。 　　仅仅3个月后的11月26B，蒋茂堂再次“杀回”北京。而今，当天的火车票就夹在他的笔记本里，车票背后写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