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厚道与不厚道.docVIP

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 　　其实蔡元培的业绩不只是办好了一个北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教育总长。那个教育部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三个人：总长、次长和一个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连办公室都没有，借了别的部的两间房屋办公。但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蔡元培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和政策，迅速把中国的教育从近代推向现代。 　　这位杰出的教育家获得了广泛的尊敬。民国人物评价上，海峡两岸都没有分歧、一致肯定的人，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孙中山，一个就是他蔡元培。 　　蔡元培获得各集团、各阶层、各时代如此令人高山仰止的评价，我们在崇敬之余，也许会偶尔想到：他更多的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领导者、管理者而流芳。学者只面对知识、观念、精神世界，爱惜好自己的羽毛，保持一个道德完美的形象，虽然困难，但未必肯定不能；而领导者、管理者天天和现实人事打交道，在复杂的社会和污浊的权利场中周旋，经手那么多的事，真的能够做到“万世师表”而无可指摘吗? 　　1922年11月中旬。爱因斯坦去日本访问，在上海作短暂停留。11月13日，爱因斯坦收到荣获该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 　　蔡元培早在1920年就与爱因斯坦接触，希望他可以到北大讲学。然而，由于爱因斯坦提出的报酬条件，蔡元培无法承担，导致爱因斯坦北大之行未果。然而，1922年6月，蔡元培收到爱因斯坦的信件，再次表示他愿意到中国讲学。这一次，在梁启超的资助下，蔡元培接受了爱因斯坦所需的高额报酬。 　　1922年11月14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安斯坦(即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的文告宣布：经多次联系，爱因斯坦将于新年初来北大讲学!师生闻讯，顿时一片欢腾。 　　按照约定，爱因斯坦将于12月中旬来华，然而直到12月30日，爱??斯坦才从日本到达上海。到达上海后的行程叫等待者大大意外：不是北上去北京，而是在上海逗留两天，然后乘船去新加坡，来北大讲学的协议黄了! 　　这时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蔡元培。他一直等不到爱因斯坦的消息，就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去催问，并重申了以前谈妥的条件。爱因斯坦的回信更让他摸不着头脑：说上海有一个叫斐司德博士的人，像是受了他蔡元培的全权委托，向爱因斯坦又提出了违背以前约定的要求，因此他不准备来了。如今接到蔡元培的亲笔信，才知道是误会，但他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程计划，希望原谅。 　　事到如今，蔡元培只好遗憾地接受。他对同仁豁达地说，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访，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相对论热”，让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解，这本身也就是收获了。 　　80多年后，人们重提这件令人遗憾的旧事，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斐司德博士”，估计是日本有人作梗；问题的根本在于爱因斯坦在日本看到中国的状况，产生了退意――当时中国军阀混战，财政困难，北京各校的教育经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的报酬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作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10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75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1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