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湖湘文化三大核心精神.docVIP

论近代湖湘文化的三大核心精神 　　摘要:所谓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指渗透于湖湘血液之中，具有突出性、恒定性，特别是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特质。笔者从地域个性、地域抱负和地域意志三个层面将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三点：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关键词:湖湘文化 核心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2-0001-04 　　 　　关于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或基本特征，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湖南学术界作出过种种概括，总的来说小异大同。如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敢先天下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以及经世、务实、奋斗、牺牲、自信等等。还有学者将民主启蒙意蕴或者干脆将民主与科学精神也看做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1]。这些概括和总结无不凝聚着学者们的研究心血，也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但就笔者看来，基本精神或基本特点与核心精神或核心特点还是有区别的，所谓核心精神或核心特点，是指渗透于湖湘血液之中的，具有突出性、恒定性，特别是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特质。笔者根据自己不多的读书体会和肤浅的研究心得，从地域个性、地域抱负和地域意志三个层面将湖湘文化中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一、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 　　 　　湖湘文化最核心的精神之一，便是湖南人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这是湖南人表现最突出、也最为大家所认可的一种地域个性心理特质。当然，湖南人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滋长、培育过程。在人才寥落、默默无闻的古代历史上，湖南人便少有这种非我莫属的自信，从明末清初开始特别是到了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近代时期，随着全国知名人物的不断涌现，随着赫赫事功的不断建立，湖南人的自信心才逐渐树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强化。可以说，陶、魏等早期经世派开其端，而曾、左领衔的湘军之兴起则定其型。 　　鸦片战争前后的内忧外患曾经催生出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以魏源??代表的一批湘籍经世派人士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陶澍、汤鹏、贺长岭、贺希龄……，一些有着全国影响的封疆大吏和思想界名流的出现，使得带有浓郁湖湘特色的经世致用思潮迅速风靡全国。特别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邵阳人魏源同林则徐一道率先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外的世界，投向飞速崛起的西方，并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前驱先路”。[2]这些先贤的声名鹊起，对树立湖湘儿女的自信心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咸同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而诞生的湘军乘机在湖南崛起，且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直至“声威震朝野”。随之而来的便是“湘运之兴”[3]。在湘军兴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4]。湘军在挽救垂危的清王朝、造成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湖南往日人才寥落、默默无闻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取而代之的是“中兴将相，十九湖湘” 以及“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5]的辉煌。湖南士民也由此生发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对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正如革命志士杨毓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的责任。知有所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6]可以说，湘军的兴起使湖南人“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得到了空前强化，自此以后，湖南人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自己仅仅地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使命意识，体现了湖南人的自信品质，但同时也不乏虚骄的自负成分。 　　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的一败再败，特别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湖南士民因湘军兴起而产生的优越感受到严重挫折，从前的虚骄之气瞬间破灭，正如谭嗣同所说：“光绪二十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7]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的负罪感油然而生，有人甚至认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8]带着失败的耻辱和近乎赎罪的心境，湖南士民更加强化了挽救国家民族危机、振兴中华的责任心，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救国救民的自信心。他们决心改弦易辙，从求变中另寻出路，并喊出了“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9]的响亮口号。可见，甲午之败破灭了湖南人的虚骄之气，但却更加强化了他们“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自信心。在以救亡、变法为旗帜的维新运动中，湖南出现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10]的生机勃勃的局面，由先前的“以守旧闭化名天下”，一变而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1]，“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